教育对欠发达地区脱贫群体生计可持续的影响研究

　　摘要：教育作为脱贫巩固的治本之策，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在增产增收、阻隔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各类教育对于欠发达地区各收入层级脱贫群众的生计稳定作用还未得到证实。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探索中国减贫战略前瞻，基于已有教育减贫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逻辑回归方法，从货币效应和非货币效应角度探讨教育对增加脱贫家庭生计来源以及降低其生计风险的贡献。实证结果表明，教育对拓展脱贫户生计来源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其中，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对所有收入层次的脱贫户家庭增收均具有正向作用，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对较低收入水平的脱贫户家庭的生计贡献更为显著;受教育程度提高可抵消年龄增长对生计稳定的负面影响，并使得脱贫户从事风险预防活动和使用卫生设施的倾向性显著增加，进而降低生计脆弱性。这将为中国后2020时代减贫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教育;脱贫户;可持续生计;货币效应;非货币效应

　　一、问题提出

　　反贫困是世界永恒的主题。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减贫进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使得8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2021年7月1日，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但与此同时应当认识到，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脱贫群体返贫风险依然严峻[2]，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在政策逐渐脱钩后如何保障脱贫户依靠自身条件实现稳定生计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后2020时期的焦点问题[3]。

　　为此，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脱贫攻坚要扭住精准，要特别关注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问题”，完成2020年战略目标只是扶贫工作的阶段性目标，中国的扶贫任务远没有结束，要真正实现“真扶贫、长久脱贫”，必须建立有内生动力、有活力，能够让贫困人口自己劳动致富的长效机制，注重贫困群众的后续发展[4]。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教育扶贫作为摆脱贫困的治本之策，是造血式扶贫开发的核心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其基础性和生产性作用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论证[5-6]。

　　随着我国教育脱贫巩固投入力度的持续加大，我们不禁要问各类型教育对脱贫户可持续生计影响程度如何，不同收入层次的脱贫户群众的教育回报是否有所差异?在何阶段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才可使得教育脱贫产出最大化，切实提高脱贫户生计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对于上述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揭示现阶段各类型教育助力脱贫巩固的实际效果和侧重点，为接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实现高质量可持续脱贫提供参考借鉴。

　　而当前，鲜有针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脱贫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各类型教育对于提高脱贫群众生计来源以及降低其生计风险的货币效应和非货币效应，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研究不足，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阻断反复扶贫与阶段性扶贫，为各级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文献回顾

　　可持续生计理念(SustainableLivelihood，简称SL)是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首先提出的，认为可持续生计就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必须保证对财产和资源的拥有量以及收入活动的保障，并且在谋生阶段要储备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和现金，以保障将来优质的生活，让生活得以继续。

　　Chambers和Conway[7]从综合性角度定义了家庭层面的可持续生计，认为“生计包括能力，资产以及生活所需要的活动;生计是可持续的，可以应对压力和从冲击中恢复过来，维持或提高其能力和资产，并为下一代提供可持续的生计机会，并为其他生计带来长期和短期净收益”。《哥本哈根宣言》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将可持续生计表述为只有让所有的人自由地择业或者工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稳定的收入，让生活得以继续，即生计可持续。

　　Scoones[8]将生计定义为资产以及获取资产的活动及其所需要的各种能力的组合，它具有应对外来风险和冲击或者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即使受到冲击也会很容易恢复过来，又不对自然资源基础造成破坏，并且能够维持或提升资产的拥有量，这种生计方式就是具有可持续性的。DFID[9]强调生计结构和过程的转变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重要途径，认为人们要获得积极生计成果，必须有不同类型的资本(包括物质、自然、金融、社会、人力资本)，这五类生计资本被认为是个人或家庭生活水平的支撑[10]。

　　大量研究表明，贫困往往与教育水平滞后相关联，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导致贫困人口脱贫能力较弱、生计无法持续的最重要因素[11-13]。通过教育增加贫困人口知识、技能、经验和信息，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最直接有效途径，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激发内生潜力，增加收入[14]，从而消除贫困[15]。教育对于可持续生计的保障作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教育可直接扩容个体知识存量，从而提升自身职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获取较好的就业机会，为自身带来更高的报酬回报，是增加金融资本存量的直接办法[16-17]。

　　其次，教育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树立 信心，减少社会排斥，提高社会融入和适应能力，缓解弱势群众所遭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福利等多重不利境遇，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和恶性循环[18-19]。此外，教育所带来的劳动技能的提升可与物质资本形成“资本-技能互补性”[20-22]，克服物质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从而实现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共同积累[23]。

　　此外，受教育程度的个体差异能够显著影响自然资本利用率[24]。农 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承担着接受和使用农业科技的任务，文化科技素质较高的农民具有较强的科技意识和学习能力，容易接受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能够掌握现代化生产工具的操作技术、及时捕捉市场信息，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受益者[25]，能够有效增加农业产出，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26]。最后，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能实现收益的代际转移[27]，其收益主要表现为子女生计资本存量优化，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增加，信息渠道增多，社会地位提升，健康状况改善，劳动力素质提高，既体现为社会的水平流动，也体现为社会的垂直流动，最终实现子女及整个家庭的生计可持续，从源头遏制贫困代际传递。

　　上述国内外文献梳理表明，现有研究已认识到教育对于增收减贫和可持续生计的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在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大多基于综合教育或某一类教育而展开，同时关注各阶段教育并从货币效应和非货币效应两方面讨论教育对于可持续性生计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其二，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主要着眼于贫困人口的生计状况，而对于已经脱贫群体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仍处于空白。基于此，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位数回归方法(QuantileRegression)和Logit回归方法，构建货币模型和非货币模型，探讨各类型教育对脱贫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框架

　　1.教育对于可持续生计的货币效应

　　基于“收入贫困”定义，可持续生计的最直观表现为个人或家庭的总收入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活动需求。因此，作为家庭重要的生计来源，收入对于脱贫户家庭整体生计的稳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8]。教育对于可持续生计的货币效应表现为收入的增加，其促进作用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进行。直接增值即通过教育提升个体综合素质和知识技能，从而推动人力资本存量的自主积累，提升劳动生产率，拓宽稳定就业渠道，发挥自身主体价值，激发其内在造血潜力，有效促进收入增加，进而改善生计条件，生计条件的改善会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带动人力资本的更新和优化，形成收入增长良性循环。间接增值即通过人力资本对其他生计资本进行优化配置，以实现家庭整体收入的增加。

　　人力资本对其他形式的资本具有支配和推动作用，高人力资本者更容易获取到新的社会资源、联系到更高地位的网络成员并扩大自己的网络范围，提高社会交往的深度与广度，深化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加社会资本积累量[29]。社会资本拥有保障支持功能，其“资源俘获效应”有助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创造、积累与提升，调高人力资本的回报收益率，而人力资本是改善生计脆弱性、促进减贫增收、提高生计资本转换率的重要催化剂，二者合力促使资本之间的组合不断优化，使潜在的经济资源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实现资本转化和资本增值，从而影响脱贫户经济地位以及家庭收入[30]。

　　2.教育对于可持续生计的非货币效应

　　可持续生计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稳定的生计来源，更需要提高自我保护生计的能力[31]，减少生计脆弱性，以抵御各种生计风险冲击。脆弱性是贫困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返贫的重要原因之一[32]，贫困的风险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缺乏避免遭受风险冲击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其二，缺乏从不良冲击影响中恢复的能力[33]。

　　近几年，尽管我国脱贫攻坚持续纵向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完善，但由于农户传统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陈旧落后，农户脆弱性程度较高[34]，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相比于自然灾害风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逐年攀升，由2013年的占比42.2%提高至2015年的44.1%，近2000万人口因病返贫，健康资本的缺失已成为我国农村地区致贫返贫的首要因素[35]。在当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1200多万家庭中，患大病、重病的约有330万人，患长期慢性病的约有400万人，其中15～59岁劳动年龄段的患者占41%。上述家庭中，33%是由于疾病影响劳动力导致贫困，12%是由于“灾难性医疗支出”或大额医疗费用导致了贫困发生。

　　因此，本文认为教育对于可持续生计的保障作用不仅反映在收入的增加，也体现为个体思想观念的转变，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卫生环境，购买健康保险，进行健康投资和疾病预防，从而减少疾病风险和大病支出[36]。进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收益是获得健康，而健康是其他各种资本获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保障，健康劳动力是维持并提高家庭生计的重要支柱，“疾病”时间的减少和生命的延长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时间，更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使得每个工时的产出增长，增加了向其他形式资本投资的经济刺激，从而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正向的外部效应。

　　三、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教育对脱贫户生计的影响超出了货币性范畴，它增加了保障可持续生计所需的基本需求的可能性(如健康、住房、饮用水、卫生及服务)[5]，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脱贫户的行为决策也发生了改变，从而降低了脱贫户再度贫困的可能性。本文通过构建两类非货币模型，分析教育通过非货币渠道对生计稳定的影响。第一个假设检验教育是否对人们从事预防保健决策有积极的影响。第二个假设检验是否拥有高等教育的户主为家庭提供了更好的卫生条件(如冲水厕所等)。

　　四、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本文数据依托于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及中央高校基金项目于2016-2017年间在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四川藏区、罗霄山区在内的中国九大连片特困地区27个贫困区县134个行政村分三次进行的入户调查。本文访谈对象聚焦于政府认定并登记在册的已退出建档立卡序列的脱贫户，所有数据均以面对面访谈和问卷形式获取，访谈时间人均1.5小时，共收回有效问卷2660份。受访者中，男性占77.6%，女性占22.4%。从年龄分布来看，30岁以下受访者占比为1.9%，31～40岁受访者占比4.2%，41～50岁受访者占比39.2%，51～60岁受访者占比为24.0%，61～70年龄段受访者占比21%，71岁以上受访者约占总人数的9.7%。

　　五、实证分析

　　(一)教育对脱贫户可持续生计的货币效应

　　在使用工具变量前需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为此使用Stata14.0软件进行过度识别检验，由于ScoreChi2(1)=0.01378小于P(P=0.9704)，故接受原假设，认为(YP，Disable)外生，与扰动项不相关。进而考察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在内生假设下，根据“弱工具变量”的判定规则，若第一阶段F统计量>10，则不必担心若工具变量问题。本文F统计量为24.8379(超过10)，且F统计量P值为0.000①。

　　虽然2SLS是一致的，但是有偏的，故使用2SLS会带来“显著性水平扭曲”(SizeDistortion)，且该扭曲会随着弱工具变量而增大。若在结构方程中对内生解释变量的显著性进行“名义显著水平”(NominalSize)为5%的Wald检验，假设可以接受“真实显著性水平”(TrueSize)不超过15%，则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因为最小特征值统计量为34.8773，大于对应的临界值11.59。综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六、结论与政策蕴含

　　本文在以脱贫户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和逻辑回归，从拓展生计来源和降低生计风险两方面探讨了教育水平对于保障脱贫户可持续性生计的货币效应和非货币效应，研究表明：

　　(1)教育对所有收入层级脱贫户家庭增收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其中，高等教育和就业指导培训对所有收入水平的脱贫户家庭的收入增长均展现出强劲的推动力，而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则更有助于中低收入水平的脱贫户家庭的增收。

　　(2)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女性户主以及年龄均可使得脱贫户从事风险预防活动和使用卫生设施的倾向性显著增加，从而有利于改善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提高抵御疾病风险冲击能力，减少生计脆弱性，保障生计持续稳定，反映出教育水平提升对于改变脱贫户健康行为和决策的重要意义。(3)精准脱贫家庭女性户主、家庭未成年成员数、区位劣势均会对家庭整体生计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而户主年龄对于家庭生计的作用呈现倒“U”形，老龄化所引致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改善。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其一，重视就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对维持生计稳定的积极作用。随着困难群众由贫困人口向非贫困人口的角色转变，其家庭生计资本存量和实际生计需求已然发生变化，这需要政府及时做出调整，积极引导脱贫户实现可持续生计。具体而言，政府应根据脱贫户个体特征、个人意愿和家庭可用生计资本的存量差异，结合当地特色龙头产业、专业合作社和东西协作帮扶项目，有针对性开展就业培训、继续教育和技术指导，避免“政策主义”所导致的培训宽泛性和模糊性，切实提高脱贫户人力资本存量，提升脱贫户就业适应性，降低就业成本和失业风险，从而实现脱贫增收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其二，推动职业教育由全覆盖向全精准发展。作为脱贫户可获得性最高的民生教育，职业教育赋予了低收入群体谋生的技能和依靠自身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可能性，能够形成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直接带动收入水平的提升。欠发达地区应切实提高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开展“技能定向扶贫”模式，充分结合区域产业发展和脱贫群众需要，将欠发达地区脱贫户教育培训与就业、创业紧密结合，做到“精准招生、精准培养、精准资助、精准就业”，助力低收入群众拥有一技之长，使其能够依靠自身能够好就业、就好业，实现稳定持续脱贫。

　　其三，健全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途径。欠发达地区脱贫户自我发展能力和教育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寄希望于脱贫户通过自主教育投资提高受教育程度进而全面改善自身及子女的生计状态是不现实的。

　　因此，政府应高度重视低收入脱贫户女子的教育问题，在公共服务方面加大对脱贫户的扶持力度，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避免教育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提升欠发达地区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供给能力和普及程度，对脱贫户家庭实施高校招生倾斜政策，从源头斩断低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其四，应加强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家庭卫生条件和居住环境，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风险防控意识，助推欠发达地区保险制度全面推开，发挥好普惠保险的“减震器”功能，积极对接脱贫户多元化的保险需求，防范外部风险冲击，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以保障其生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巩固脱贫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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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孙晗霖1，3，王倩茹1，刘新智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