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思维与新音乐学的发展

　　内容提要：“新文科”如何在新时代开启思维创新能力，如何以现代学术理念接通于传统文化从而探寻理论创新之路，如何在应用层面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创新，如何在教学中落实创新能力的培养途径。这些统合起来的问题形成中国新文科发展的支点。新音乐学属于新文科，在新时代借助于新文科思维，探索新的专业发展道路。

　　关键词：新时代;新文科;新音乐学

　　美国高校提出“新文科”(NewLiberalArts)①的本意是面对现代高科技社会发展，文科应该与新技术融合，提升文科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就业率，据说这一新型文科模式受到关注，“并获得高达1亿多美元的私人资金捐献支持”②。新文科理念很快受到中国教育界关注。

　　据报道，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在山东孔孟之乡召开了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源点来谈新文科，颇有“守正创新”之意味。有学者结合中国语境谈新文科在中国的发展特色：“建设新文科就是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提升时代性，加快中国化、国际化进程，引领人文社会科学新发展。”③“新文科是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

　　新文科要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培育优秀的新时代社会科学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这正是新文科担负的四大任务、四大使命”④。从上述摘引我们可知其核心观念：大学应该培养出堪当民族复兴大业的世纪人才，文科研究要注重时代性，既要注重中国化，同时也要国际化，能够构建中国学派并在世界产生影响。要在学科发展上做到上述这几点，仅凭过去的经验是不够的。需要在理论与方法上谋求创新，需要以新思路、新方法来寻求全新的发展之路。

　　一、新时代与新文科

　　文科在高科技时代的现实社会中常被视为“无用之学”，当然，这是错误的看法。文科对于社会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新时代所面对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单一依靠高科技就能解决。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中国如何面对世界，以及学术界如何回应“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已是迫切任务。

　　在新时代，“文科”作为国家软实力象征的功能与意义得到重申与强调，并以“国家在场”的姿态给予了文科新的期待。从学科范围上看，“新文科”包括人文类的文学、史学、哲学，社科类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以及教育学和艺术学等门类学科。中国大学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侧重与特点。分科是学术史上的重要环节，尽管在今天看来，学科与专业的过度分化妨碍了学术面对真相的能力，或者说，学术以及人的知识结构相对于科技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而言已经显得陈旧而不相匹配，这种分化也使得传统文科大多封闭在自己的专业学科领域之内。

　　过分强调学科背景、专业背景，对人文学科研究中的新问题就可能缺乏敏感与兴趣，也更缺乏认知和整合的手段，原本应该成为引领时代前行的人文思想、艺术观念就可能因学术理论与研究手段的滞后而黯然失色。当然，一个学科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并不意味着要变得和其他学科一样;实际上，在一个学科的正常发展中，知识结构的分化和融合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高校校园硬件建设得到较大发展;国际文化交往速度加快、大数据网络时代信息量猛增，不同民族、社会、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并存。

　　但在教学理念和手段上，我们培养的学生还存在着视野狭窄、知识固化以及缺乏独立思考等问题。校园硬件设施的高速现代化和学科思想的欠缺，形成两极分化，也使得人文学科成为一种无根的发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们培养的人才缺乏创新能力，在学科理论建树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亟待提高;在全球层面上我们的学术还缺乏竞争力，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还无法得到充分彰显，也无法起到担当“民族复兴、光耀时代”的重任。“新文科”思维有四个方面需要关注。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创新思维、学理观念更好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将专业知识服务社会，这些都是新文科思维在现实中的出发点。

　　第二，适应高科技对世界的改变，源自科技变革所带来的影响最终需要落实在人的思维创新层面;现代社会的高科技发展使学术研究从传统纸质文献检索到数字化检索、获取、存储方式带来的技术革新导致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方式发生变化，人们接触、使用、保存知识的方式也发生了彻底变化，这些都需要在人文学科发展中予以充分考虑。第三，跨学科发展意味着从新的视角来看人文学科的意义，关注学科间的融通，从跨学科的碰撞与交融之中寻找创新点，因此，重新整合学科知识是当代新文科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的前提。第四，既要面向全球化的后现代思潮，也要立足当下重审传统文化;“传统”既包括历史演变中遗留的民间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包括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新传统”⑤;既要努力与世界同步，也要全面思考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

　　二、音乐学的意义与实践

　　作为人文学科的音乐学的诞生、发展与进步的学科史都是其与科学、文学、哲学、美学、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不断的融合过程，音乐学的诞生就源于一百多年前欧洲学者们的跨学科实践。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想象，现代文科会存在纯粹的、不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关系的学科或专业。事实上，只要文科还在发展，就不能不面对现实社会的问题，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就是文科的使命;同时，也必然会在社会发展中与其他学科、专业知识碰撞融合。如果一个学科自身没有理论，那么就需要借鉴其他学科。

　　从向其他学科学习开始起步，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专业理论;这也有点像经济学家所讲：一些发展中国家依靠“后发优势”，在初期主要利用发展上的“时间差”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在快速发展后，则必须要进入“自主创新”阶段，否则就难以维持可持续发展，就可能进入发展的“内卷化”阶段而难以实现成功转型。音乐学这样的来自西方学术界的“文科”也有着类似的发展路径;即从初期的模仿、借鉴到整合，再到学术逐渐成熟期后的依立于本土实践的理论创新。音乐学与作曲、音乐表演、音乐教育等专业并列为“音乐学科”重要支柱。

　　音乐学对于音乐的价值在于其以理论的方式承载历史、解读当下，以学术的名义对各类音乐、音乐家进行研究，归纳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或者是阐释不同文化、不同区域的和来自现实民俗、宗教和生活中的音乐。尽管我们常说当语言乏力的时候就会想到音乐;但是，音乐也有用音乐无法表达而必须求助于语言的层面，不同文化对音乐很难有唯一标准，音乐的意义、生存与传播都需要人文阐释。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语言停止的地方，就是音乐开始的时候;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当音乐停止的时候，对于音乐的意义的思考才开始;音乐不仅具有音响的单一性，对音乐的阐释也是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音乐学在中国经过前后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些都是可贵的学术发展史。

　　但我们也要看到，传统的音乐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对音乐理论的要求。还应该看到，由于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学术观念的局限，因此，音乐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还没有能够跟上在现实社会中发展的音乐活动。比如，介入对流行音乐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无法满足大众对流行音乐认识与理解的需要。以学术眼光观之，流行音乐研究更多的要关注音乐与社会、商业、经济以及人的生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内容又大多是传统音乐学知识之外的。又如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其所关注的音乐更多来自生活之中，和传统观念中舞台上的艺术音乐有所区别，或者说，已经很难用传统的对“音乐”的定义去展开学术研究。

　　因此，其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在相当程度上有自己的新意，其学术创新性往往源于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深入生活观察、体验的过程和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另外，歌剧音乐剧研究，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音乐与智能高科技研究等方向都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鲜明特征，都需要有更加开放、宽阔以及更加灵活的学术平台与空间供其发展。从早期音乐学的初创者的学科身份来看，音乐学具有较为明显的自然科学色彩;从当下的学科发展来看，则是更多属于人文学科，具有较强的文科色彩。

　　音乐学研究呈现为多元化状态：既有以音乐本体为线索的研究，还有以史料、资料为基础的理论研究;也有包括关注从人的角度的音乐研究，对音乐与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现实问题的探索性研究;更有包括对各类新音乐的关注，对音乐存在意义的哲学思考，以及中西音乐学学术发展的比较研究，等等。音乐学理论发展是多元的，或许也正因为是多元的，学术界才更需要深化本专业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建设，同时也需要高度关切音乐学科其他专业方向的发展。音乐学家田青曾指出当今中国声乐界存在“千人一面”的现象，这是音乐学家对演唱家所提出的中肯的学理批评，这样的批评是音乐学的贡献，也符合音乐事业整体健康发展的需要。

　　在此层面，音乐学的存在有利于避免整体音乐事业步入“文化贫穷”的陷阱。如果音乐被视为一种单纯技能，或单纯娱乐，而淡化其本应有的文化属性、人文价值以及对社会、对人类生存现实的情感表达，那么，音乐事业就很难在意义层面做到“文以载道”，就很难作为先进文化起到“积极引领”的作用，也就很难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中国的音乐学专业除中央音乐学院等个别高校外，大多数建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专业发展时间不长。但是，伴随改革开放春风，伴随着音乐事业的发展，也伴随着高校扩招，音乐学专业无论从专业还是人数都渐成规模。

　　作为音乐学的载体，各独立建制音乐院校的“音乐学系”以及各艺术学院、部分综合大学下属音乐学院内设置的“音乐学系/音乐理论系”成为音乐学教学、科研的主力军。在已具备一定规模的基础上，音乐学需要反思学术思维和教学方式。这些“反思”落实到具体环节会有不少困难。比如，当新文科呼吁跨学科，那么，我们的教师是否都有跨学科的学术经验和知识结构?

　　提倡将高科技融入于音乐学教学内容，那么，音乐艺术院校师生对高科技知识普遍缺乏如何解决?鼓励多元地看待不同音乐文化，这和音乐艺术院校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之间如何平衡?如此等等问题都需要现实中的各类“音乐学系”在具体的教学、教研、科研与实践环节中充分考量;需要在具体的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学术讲座、社会实践等日常教学科研活动中逐渐完善。

　　三、音乐学的反思有学者从三个方面谈到中国音乐理论

　　研究脱离于人文学科总体价值的问题，即“第一，音乐学在一定程度上已被人文学科研究领域所抛弃。第二，我们的音乐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落后，在学术视野上显得狭隘。第三，我们的音乐研究只关注形态、器具和实用层次的东西，缺乏那种深层的、形而上的和非实用但更具‘实用理性’精神的人文价值支撑。”⑥尽管这样的“肺腑之言”读起来颇为“逆耳”，但上述文章的三个点评击中要害，对于音乐学发展起到警醒与醍醐灌顶之作用;或者说“学术视野狭隘”“缺乏人文价值支撑”等问题也正是“新文科”要改变的根本问题。

　　总体上看，中国音乐学研究在整个文科中的影响力和贡献度偏低，尚未得到广泛认同，这和音乐研究缺乏学科独立性，缺少与文科互动交流以及人文精神不足等因素都很有关联。音乐学需要不断反思。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反思就是从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主体的自身感性经验出发的思考状态。尽管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继承了主体的重要性，但由于革新了哲学的价值导向，此时的主体已不再是抽象的主体，而是“现实的个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现代性问题。

　　学科反思不是纯粹思辨活动，而是要紧密结合现实中的音乐活动来展开;需要深入考察音乐与人、音乐与社会、音乐与政治、音乐与信仰等系列现实问题;这样的反思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传统音乐学知识范围，需要在开放的多个跨学科人文领域中寻求答案。南京艺术学院老校长刘海粟先生以“不息变动”为校训，意在提倡一种永远“在路上”的创造性格局，以形成开放的、多样的以及不可预知的艺术形态和充满活力的艺术生命力。

　　在此语境中，新的音乐应当不断涌现，旋律、调式、和声、织体等都应该不断创新，新的声音、新的听觉经验也应当不断以新的形态出现，对音乐新的阐释也推动着时代审美力的不断发展，对音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本身也应该在反思中探索新的道路。站在新文科角度来看，传统文科专业划分明显，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于学科建设，但其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知识结构容易僵化，单一重视继承传统的既有观念，人才培养难以博通，对前沿话题的创新能力不足。

　　相对而言，传统文科思维更强调知识训练和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现代文科则更强调关注最新发展，强调跨学科融通，关注人与现实、关注人与所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让人文研究不失语于时代语境等。值得反思的是，当前的人文话语在解释当代的一些文化现象、社会现象时，所采用的往往是作为既有知识的概念，而非针对现实问题本身所提出的新话语或新观念。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传统与现代在全世界形成观念碰撞。其间，有相互交融互补，也有不少问题形成矛盾与冲突。

　　面对困惑，人们就需要人文学科给予某种解释。出现在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对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有很多深刻反思和尖锐批判，主张不断提高人们的实践和认识活动，概念需要在特定历史人文语境之中才能获得其规定性，从而使哲学不限于“坐而论道”，而是要“知行合一”;要结合历史语境，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等进行综合考量。这样的思路对于推动音乐学的创新是有积极作用的。新音乐学应当更加积极投入现实的音乐生活之中，应当追求有思想的音乐学学术品质，这样才有利于理解人们的现实音乐观念与行为，最终成为关联时代命脉且具有不息生命力的思想动力。

　　很少有人会说自己完全不了解音乐，或者说从未接触过音乐，但现实社会中的确很多人没有听说过“音乐学”。艺术院校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其第一志愿往往并不是对于中学生来说还十分陌生的“音乐学”，各院校“音乐学系”的学生也有不少在大学乃至研究生的学习中都处于迷茫状态。总结来看，如果一门专业缺乏学术的生命体验，那么就很难引起更多的关注。

　　今天的音乐学还缺乏一种对音乐思想的追求，缺少一种现代学科所应有的反思与批判的人文精神，音乐学还没有在大众和音乐作品、音乐现象、音乐表演之间建立一种有力度的关系，不少音乐学学术成果的阅读范围还很难走出校园，还缺乏通过专业行为彰显一种被时代所认同的人文价值，以及缺乏足以吸引年轻人并唤起他们的学习热情的专业精神。这些缺陷亟待在“新文科”这一时代呼声中以及在“新音乐学”建设中予以调整和完善，总体来说，我们应当在思想的深度、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和学术理论与方法的掌握方面下功夫。

　　四、正在到来的“新音乐学”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法的拓展

　　说明音乐学在新时代正在不断发展，需要用更符合新时代特征的观念、方法进行研究。既要满足新时代的人文价值需要，也要满足新时代现实对音乐学的需要;更要满足大众对于音乐艺术、音乐文化在新时代理解上的需要。在这方面，音乐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西方现代音乐经过长期发展已成气候，对新音乐的实验性探索也逐渐拥有了相当稳定的观众群。人们不再纠结于是否“好听”，而是思考不同声音在文化中的意义以及其阐释空间。现代音乐不断扩展并丰富了音乐的表现手段，成为音乐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推手。

　　这对于音乐学也形成挑战，传统学术思维与方法是否能够继续推动音乐在现实社会中的积极意义?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学术理论与方法。我们应当看到，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复杂、对话、矛盾与模糊的概念属性常常被研究者推至理解与诠释作品的前景中”⑦。高科技已经深刻改变了社会生活，那么，音乐的求新求变也是符合现实逻辑的。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进入现代社会后，什么是“音乐”?这样的问题应该被不断重新思考。

　　当观众面对被冠以“现代音乐”的“新”音乐时，有可能因为其超越了一般性听觉经验而感到陌生。如果我们期待创新，那么就应该让校园成为各类新音乐理念产生与实验的空间，各类实验性的跨界、后现代等音乐都应该可以在校园中进行尝试，对于年轻人的创新与实验，院校应当有宽阔的包容胸怀;只有在理论上、观念上做到包容差异，才能在创作和舞台实践中有所创新。从观念层面看，不同于以延续为主的“传统”，“现代”更多的是对当下的反思。知识的构成本身在当下现代社会中呈现为多样性特征，各种知识之间的关系无限蔓延、扩展，不是传统的按照某种结构摆放而成，而是在彼此互动中不断构成。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以此辩证思想看待传统与现代，我们就会领悟到：传统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只有传统，那么音乐就会在不断的延续中重复而缺乏创新，而对于生活、自然声音的吸纳本身就是伴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于声音的认知、理解和接受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的声音也是音乐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反映，音乐和欣赏者常常处于时空错位或者是文化差异状态;因此，音乐学家的阐释成为一种必要，音乐学的人文精神应该起到推动整体音乐事业发展的作用。“新音乐学”需要在现实中寻找新的出发点。作为一门专业知识，音乐学不仅要阐释音乐的意义，更是要在现代文化语境下为社会培养更多丰富多元的爱乐者，以音乐助力于建构开放、包容的理性社会，这是音乐和音乐学对社会的贡献。

　　今天，在音乐评论、文化产业以及各层次音乐教育等工作环节中都需要更多的话语;在改革开放和高科技助力下，多元化观念下的各类音乐可以满足广阔的欣赏趣味。另外，包括社区音乐、音乐心理、音乐治疗等，以及国家政策推动的“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俗音乐保护传承以及“城镇化建设”所带来城市音乐多元发展等问题都应当受到更多关注。同时，要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主流重大话题，投身社会服务;扩展专业的社会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推动将社会优质教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

　　音乐学的意义在于以学术理性来催生、孵化具有较高艺术品位和对不同类型音乐的多元心态，探索能够真正引导人们在欣赏音乐时具有“仰望星空”的思想能力以及开放与包容胸怀，这些与音乐、音乐学共生的思想与情怀也能够助力于在精神上熏陶新时代改革开放所需要的社会人才。“新音乐学”需要拥抱高科技，今天的文化产业大多都是和诸如数字技术与互联网这样的高科技相结合而产生。音乐学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已经无法局限于传统的音乐评论或者是学术写作，高科技正在改变音乐存在、传播的方式。

　　在最新颁布的学科分布中，“音乐与科技”成为与“音乐学”并列的一级学科，这本身就说明音乐与科技的关联已经在学科规划层面得到充分重视。“新音乐学”的建构不是简单除掉已有的传统与特色，而是要增加更符合时代需要的内容。跨学科、服务社会、通过音乐和音乐活动来揭示人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关注现实、关注音乐与人的关系与发展应当是新音乐学变革创新的发力点之一。

　　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倡的对“现实的个人”的关注，因为，“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⑧不是从先验的本质来推论人的存在，而是从人的生活世界出发，把现实的个人放在社会关系中来考察;每个人不仅是“自在的”同时也是“自为的”，每个个体都是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在历史的客观性中强调主体的意义，这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旧唯物主义之处，也是20世纪以来主体性得以不断强调的出发点之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⑨这段话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把人的生命活动当作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即“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⑩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对新时代音乐学发展在思想观念层面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人是音乐的审美、品味的判断者，是音乐创造、生产、传播的行为者，是音乐的演绎、传达者，是音乐的消费者，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音乐的研究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与音乐的关系问题。新文科语境下的“新音乐学”需要全新思考学科目标和一个文科专业应有的人文价值，应当建构一种开放的、多样的、具有无限生长的思想能力和生命力的音乐学专业，音乐学能够在现实中引领音乐发展，能够以新理论、新方法创造者的姿态跻身于新文科平台，其跨学科不仅仅是单向度的，而是真正实现于其他学科互动，并在新时代站在音乐角度倡导新的人文价值。

　　音乐教学论文：双簧管演奏中的音乐表现与音乐风格

　　结语

　　“新文科”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义。对于西方高校而言其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把新技术融入传统文科课程中。对于中国而言，提出“新文科”概念则是期待大学所培养的人才能够堪当民族复兴之大业，提出在价值观与立德树人层面上意在培养年轻学生的“家国情怀”，希望年轻学生能够作出“光耀时代”的贡献。“新文科”之“新”并不能将过去的学术积累简单理解为“旧”。

　　所有的创新都不是凭空而至，都是在相当长度时间的积淀才可能具有创新的资格。“新文科”的创新难点在于，如何实现“创新”是没有现成标准答案的。作为高校只能充分考虑“新文科”的着力点是培养具有新思维的人才，在教学中创造跨学科的学习平台，着力培养学生跨学科的学习能力，而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积。以培养想象力、创造力作为新文科落实于教学中的主要抓手。“新音乐学”乃时代所赋予的新使命，需要学术研究以更加开阔的胸怀面对现代社会的巨变。不同的时代对于人的成长是重要的，德国文豪歌德曾说：“我所以得天独厚，是因为我出生在世界大事纷至沓来、方兴未艾的年代。”

　　在新时代，新音乐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辨析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关注中国现实社会、通晓现代学术理论与方法为新思维支点;在与相关学科互动融通中不断创造音乐的学术话语平台，瞄准前沿问题，直面音乐的发展和现代社会音乐生活，在与世界学术发展同步的同时积极探索中国音乐学的本土化策略。

　　作者：杨曦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