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论的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问题研究

　　摘要：文章选取广西具有代表性的国企混改案例，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影响因素主要有法律政策系统、经济市场环境、产业协调性、组织变革力以及市场范围弹性。法律政策系统、经济市场环境在宏观层面上影响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在微观层面上，提供选择方向的产业协调性、作为运行条件的组织变革力以及提供跨越动力的市场范围弹性三个要素相互影响，对地方国企混改层级的选择起着关键性作用。

　　关键词：地方国企 混合所有制改革 混改层级选择 扎根理论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我国的国企改革开始进入新的阶段。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中提出，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在子公司层面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上海绿地集团、上海汽车集团、上海国际港务集团通过国有资产证券化、员工持股等方式在集团母公司和上市子公司等层级积极推动国企混改;云南白药控股通过股权转让引入战略投资者，较早地在母公司层面实施混改，云南能投集团则根据自身板块划分积极推进子公司与孙公司的混改;山西晋煤集团、晋能集团等省属煤企集团允许民企控股子公司，山西能投集团、建投集团等公司在新设立、并购的增量子公司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国企改革论文：国企人力资源战略改革转型的思考与实践

　　不难发现，随着国企混改进入新阶段和各地混改力度的加大，子公司层级混改的模式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集团母公司层级的混改数量和深度也有了新的突破。地方国企集团母公司层级混改可以在对子、孙公司和集团内部治理结构不产生较大波动和影响的前提下，进行顶层混改设计，获得集团整体混改效能。而在子公司、孙公司层级混改能够更灵活地采取多种混改方式，激发子公司与孙公司的发展潜力，提升产业竞争力。

　　新一轮混改要求国企在分层和分类中进一步加强改革深度，不同层级的混改带来的效果不尽相同，地方国企需要结合自身实际选择对企业最有利的层级实施混改。因此，地方国企混改层级的选择问题成为我国地方国企混改是否成功首要问题，而影响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这些影响因素是如何影响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地方国企混改如何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混改层级?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能够使地方国企混改的路径更为清晰，对我国地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层级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理论分析

　　(一)国企混改层级的划分与选择研究

　　改革40年以来，国企股份制改造、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大型企业集团试点等改革措施不断完善，国有企业集团成为我国国有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1]。虽然我国国企集团规模在不断扩大，资本结构相对复杂，但目前在国企集团内部也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层级划分。吴永亮等 [2]提出，“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三个层级是大部分国有企业集团采用的组织架构。国企混改的层级划分是根据公司的产权关系，按照集团内部上下级的控制地位进行的，可以划分为母公司与子、孙公司层级混改。在混改层级的选择方面，有学者认为在母公司层级进行混改能够进一步释放国企改革效能。

　　綦好东等[3]提出只在子公司层面推动优质资产或运行良好的国有企业进行上市混改，改革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也有学者提出在子公司层面进行混改实施难度较小，混改模式更为灵活;毛新述[4]认为，国有集团公司由于资产规模巨大，将优质资产拆分出来单独上市后，在集团层面进行混改显得吸引力较小，较为困难。盛毅[5]提出子公司和孙公司是集团盈利的主体，业务较为专一，在子公司和孙公司层级实施混改具有操作的灵活性，阻力相对较小，其混改成功后能够促进其他层级混改模式顺利实施提供借鉴。

　　(二)地方国企混改的实践探索

　　2019年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国有资产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其总额达到233.9万亿元，而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46.9万亿元，占比达到62.81%，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混改的重点。地方国企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平台，政府据此掌握地方的核心资源，目前存在数量多、分布广、类型复杂等问题，在进行企业混改时需要考虑其与中央企业的区别。同时地方政府对资源整合与配置的方法也可以从地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和成效中显现出来[6]。

　　蔡贵龙等[7]研究发现，地方国企引入非国有资本的积极性会受到政府放权意愿强弱的影响，后者也会影响非国有股东委派高层人员进入地方国企的概率;韩亮亮和段成钢[8]依照其对地方国企混改阶段的划分，认为东北三省国企混改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增加上市国有企业的混合程度，另一方面需要增加非上市混改国企的数量;巩娜[9]在地方国企混改方向和措施上对上海、江西、东北等地的国企进行对比与分析，认为地方控股企业与中央控股企业会由于控制人级别的不同产生一定的差异。

　　因此，上述研究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地方国企混改模式和路径选择提供实践指引。综上所述，目前关于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改革绩效和改革模式上，对于地方国企混合所有制分层分类混改的研究相对较少。

　　随着国企混改三年行动方案实施，2021年是我国地方国企混改攻坚年，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对地方国企集团混改的政策力度显著增加。在实践中，混改层级的选择问题就成为当前地方国企混改工作中首要问题。为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法对广西国企混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探寻影响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揭示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以期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提供帮助。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扎根理论为分析工具，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广西国企混改典型案例实施系统性的编码，结合案例事实，准确描述事件脉络，对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首先，为了发现和建立范畴与子范畴之间的联系，需要对研究对象数据信息进行三个阶段的编码：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其次，整合与精炼核心范畴，串联相关概念或范畴，形成具有逻辑的故事主线;最后，对这些编码形成的范畴进行因果关系验证，其目的是可以清晰地反映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影响因素及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作用机理。

　　(二)案例选择

　　按照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抽取能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本文采取了目的性抽样方法。为了确保研究案例能够满足研究需要，本文对样本进行筛选：首先，以现有国企混改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初步分析广西目前已经实施混改的各类企业，并结合各企业混改的历程和完整度，选取25个混改案例，形成案例库。其次，对案例企业作出行业划分，同时梳理出地方国企混改案例层级选择的主要方式，选取行业代表性和混改层级典型性的八家企业。鉴于地方国企混改层级数据信息的可获性和完整性，最终选取了广西三家国企混改典型企业作为本文研究的典型案例。

　　目前广西国企混改主要集中于商业类企业，选取的三个案例在建筑业、制造业、运输业、商务服务业等具有行业代表性，能够较好地反映广西国企混改的行业特征。选取的案例企业在混改前集团母公司均为广西国资委独家控股，而且能够确保混改相关政策的一致性。同时，案例均为国企综合改革“双百行动”企业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混改力度大，操作流程清晰，主要混改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其相关资料信息披露较为完整。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首先，本文采用多渠道收集数据方式，数据来源具有广泛性、多样化和动态性特征，形成数据信息三角形，对不同途径和方式获得的数据进行对比、归档和整理，验证数据信息真实性和可靠性，形成研究案例数据库。这些数据按来源分为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其中一手资料包括对案例企业部门高管、中层、员工等访谈记录和调研总结报告等;二手资料包括相关法律、政策、政府公告文件、企业发布的报告、企业刊物、媒体信息、相关网站、公众号、平台调研、第三方机构研究成果等。

　　其次，采用扎根理论数据编码处理方法，采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编码方式，在参照原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对数据资料进行整体感知，提取关键节点，以树状图分布形式对相关概念和范畴进行提取，最终构建编码体系。最后，借助用于辅助质性研究的工具——Nvivo软件，同时对不同种类的数据实现节点设定，进行快捷的编码分析。

　　四、编码过程

　　(一)开放性编码开放式编码是通过对收集的案例企业原始资料进行整理与划分，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资料数据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并将其有机整合，形成数据信息概念化与初始范畴化。本文借助Nvivo软件，将原始资料导入后进行逐一编码，并通过词频查询功能和自动编码功能提高编码工作的细致程度和效率。在开放性编码中整合相关概念，筛除部分显现频率低的编码，最后得到131个概念，并进一步分类整理建立了15个范畴。

　　(二)主轴编码在进行开放性编码后，概念化和范畴化编码仍然存在一些尚未理清的联系，且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样未建立起来。因此，本文进一步整合由开放性编码归为的15个子范畴，将这些子范畴置于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情境中，对比分析各范畴在混改环境中存在的原因和作用，按照各子范畴之间的功能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联结，提取出了法律政策系统、经济市场环境、产业协调性、组织变革力以及市场范围弹性5个主要范畴。

　　(三)选择性编码在识别和提取出主范畴后，本文通过系统分析与整合原始资料和选择性编码结果，最终精炼提取“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影响因素”作为核心范畴。此核心范畴能够代表研究最核心的主题，能够通过描述故事线的方式将各主范畴联系起来，覆盖研究所有的内涵，展现各影响因素的逻辑关系和作用机理。围绕核心范畴。

　　本文的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地方国企混改层级的选择路径是以法律政策系统为指引，以经济市场环境为基础，受产业协调性、组织变革力以及市场范围弹性三要素分别在选择方向、运行条件以及跨越动力方面的交互影响，从而选择地方国企相应的层级进行混改。基于以上研究内容的叙述，将各主范畴在对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方式进行国企混改外部层面和混改主体内部层面上的结构塑造，形成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影响因素模型。

　　(四)模型阐释

　　(1)法律政策系统。法律政策系统是能够对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产生系统性指引的重要外部因素，包括法律规制和政策导向。地方国企在混改时，首先需要遵循的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混改的相关政策。不同阶段的国企混改，国家和地方均会出台有针对性政策和文件，这些政策即是各地混改的推动力，也能提供混改方向。同时，相关法律法规在分层混改的过程中确保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并且各项混改措施要遵循国有资本交易、证券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条例。

　　(2)经济市场环境。经济市场环境是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基础条件，包括经济环境和市场动态。宏观经济环境会对企业的资本成本和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影响[10-11]，而地方国企在不同层级混改所引入和投出的资本量级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用适量的资本撬动更多的资源，提升国有企业的效益也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地方国企所处市场的活跃度、量级以及供求关系等也会对混改的目标和意愿产生影响，需结合企业所处行业对应的市场变化进行客观及长远的判断。

　　(3)产业协调性。产业协调性可以划分为业务多元、板块关联和资源整合三个方面，为地方国企混改层级的选择上提供方向。地方国企的能力优势可以由其创新能力和各自所处行业的经营效率等方面突显出来，目前我国国企还未能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优势资源来提升自身企业能力，而资源的有效整合，能够促进集团内部业务多元化的协调发展。产业协调性较低的地方国企集团，业务板块较多，且各业务板块之间的关联度较低，不利于企业资源的有效运用和整合，在混改时往往会根据子公司发展的程度、业务的竞争能力等情况分板块进行子公司层面上的混改。

　　(4)组织变革力。组织变革力是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运行条件，取决于组织架构、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和历史遗留问题，更多地侧重企业内部状况。组识架构的差异涉及到地方国企的设立和发展方式的不同，一些地方国企集团的组成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使集团的组建缺乏市场经济的内在利益驱动[12]，致使组识架构有所不同。公司治理和企业文化分别从企业的硬性制度与柔性引领对地方国企混改层级的选择形成影响。而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处理能够减少地方国企混改的约束力，为混改层级进一步提升创造条件。

　　(5)市场范围弹性。市场范围弹性是指地方国企当前经营市场区域的大小以及市场拓展过程中承受的竞争压力。地方国企大多有着自身经营的区域市场，会由于地域与行业的差异形成不同的市场范围弹性，为地方国企混改层级的选择提供跨越动力，主要由行业特征、经营状况、区域半径以及跨地域阻力构成。行业特征和经营状况为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直接动因，而市场区域半径的大小意味企业是否需要扩展市场。不仅是国外市场，我国异地市场由于本地偏好、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政企关系，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13]，企业进行区外市场拓展必须克服一定的跨地域阻力，其形成的竞争压力使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时需要考虑市场范围弹性。

　　(五)理论饱和度检验本文在建立数据库时留取1/4的资料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当额外数据资料不能再使研究形成新的概念或范畴时，即可停止资料收集，达到理论饱和。在对剩余数据资料进行饱和度检验时，未发现新的范畴与概念。因此，本文认为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影响因素模型在理论上是饱和的。

　　五、案例分析

　　(一)混改层级的选择——母公司广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建工”)

　　最早可以溯源到1979年，作为早期的工程局从事建筑施工事业，在1995年成为广西国有独资企业。广西建工业务以建筑施工与安装、房地产为主，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迈过千亿大关，并继续保持上升趋势。但经营业绩良好的背后是较高的债务风险，2019年广西建工资产负债率达到83.45%，2017年以来广西建工的财务费用支出均在9亿元以上。

　　同时广西建工的新市场扩展受阻，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受限，需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突破发展“瓶颈”。2020年8月，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集团”)通过广西国资委的股权转让和后续注资，获得了广西建工51%的股权，广西国资委按照所持有广西建工股权的比例，注入资本15亿元左右，核心员工持股平台南宁众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7.45亿元，使广西建工获得了雄厚的资本支持。

　　至此，广西建工形成了绿地集团、广西国有资本、核心员工分别以51%、34%、15%的股权结构，并且绿地集团获得控股权。广西建工集团是我国新一批混改试点企业，根据法律政策系统的指引，依法依规进行了本轮集团母公司层级的混改。广西建工集团母公司层级混改有着一定的经济市场环境基础和市场范围弹性提供的跨越动力。建工集团所处的建筑行业具有轻资产、高竞争和完全市场化的行业特征，集团近年来不断提升自身施工条件和建造技术，打造优秀项目样板案例，使企业在收入、利润和新签合同额度三项主要财务绩效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高速增长。但是面对较大的负债压力、日益饱和的本地市场以及外来竞争者，集团为了进一步改善经营状况，增加自身的规模和发展潜力，积极开拓了区外市场，扩大区域发展半径。

　　广西建工集团不仅要面对同级别地方建工企业的竞争还要面对“国字号”行业龙头的业务挤压，同时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市场调研和布局。面对较高的区域竞争压力，广西建工集团需要在集团层级上推动混改的进行，通过引进绿地集团为战略合作者，借助其雄厚的产业资源和技术优势，进一步扩大集团的区域半径，有效地化解跨地域阻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广西建工集团经营业务以建筑业、房地产行业为主，旗下子公司以集团主业和相关辅助行业经营为主，产业协调性较高。而集团“三供一业”和离退休安排等的社会职能移交改造工作的顺利完成，令广西建工在选择集团母公司层级混改时的约束力明显减少，并且企业的组织结构的相对扁平化，使得集团拥有较强的组织变革力进行集团母公司层级的混改。

　　广西建工在集团母公司层级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同比例增资、员工持股等措施进行混改，完善集团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目前形成的三元持股结构使得广西建工股权结构进一步优化，能够更充分地调和集团内部各群体的意愿，整合内部资源，绿地集团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将一些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模式带给广西建工，并通过财务总监委派制度提升公司财务管理能力，进一步优化了领导人员管理制度。

　　同时绿地集团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为主业，综合实力强，与广西建工发展战略和企业理念一致，在产业上优势互补。混改后，广西建工充分利用绿地集团的优质资源和产业协同机制等优势，积极与绿地集团各大区事业部和板块进行合作，利用项目平台，进一步扩大市场范围，推行“一、二级联动”的合作模式，形成“绿地开发，广西建工投资”的联合体，健全市场化运行机制。通过绿地集团注入的优质项目资源和金融支持，广西建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债务压力，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盈利能力。

　　(二)混改层级的选择——子公司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港”)

　　其前身北海新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北海市多家单位于1989年发起设立，于1995年11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在2013年更改为此名。公司主要以港口运营，投资兴建港口、码头，物流等业务为主，其运营的港口是我国西南地区联通东南亚国家经贸往来的港口中的重要部分。

　　2009年10月，通过原国有控股股东的无偿划转，北部湾港成为了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以下简称“港务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并开始在母公司集团框架内不断深化本层级的混改。近年来北部湾港混改动作不断，2015年7月，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吸收集团相关港口资产，并于2018年12月完成了对集团内港口和泊位资产的置换和募集购置资产所需的资金等一系列推动集团优质资产上市的措施。

　　以此为契机，北部湾港引入战略投资者，上海中海码头前后以12.7亿元获得公司10.65%的股权，于2020年1月成为北部湾港第二大股东，并入驻董事会。2019年12月公司利用回购的库存股开始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不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北部湾港依照《关于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若干规定》等制度，在国家和自治区政府法律政策系统鼓励与支持下，明确了混改的目标和和混改层级选择的方向。

　　同时，随着我国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与东南亚国家经济联系的深化，北部湾港在此经济市场环境下通过吸收混改红利进一步构建便捷高效的出海通道。集团母公司北部湾港务集团作为一家大型集团公司通过进行外延式扩张不断增加集团体量，并将进行港口运营的北部湾港和以有色矿产工业为主的华锡集团等子公司通过政府划拨或并购等方式先后成为集团成员。这种扩张方式使得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战略引领作用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集团母公司的组织变革力。

　　同时，港口运营、物流、工贸、基础建设与开发、能源、金融、投资和公益性船闸等“7+1”多元板块使集团内部各业务较为分散，资源整合难度大，不利于集团内部产业协调性提升，对集团母公司层级的混改形成阻碍。而北部湾港作为广西一家进行港口经营的公司，在广西市场范围内面临的行业竞争较小，拥有集团内优质资产，经营状况较好，目前主要经营范围定位于广西防城港、钦州港以及北海港的经营，市场区域半径较小，跨地域经营动力有限，其市场范围弹性弱，因此北部湾港选择在集团内作为子公司层级进行混改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作为集团子公司的北部湾港通过一系列资本证券化的混改措施，优化了公司股权结构，促进股权多元化。目前，不仅有广投集团、宏桂集团、交投集团等广西区直属企业成为公司的股东，更是引入大型央企中远海运集团，使之旗下上海中海码头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使得北部湾港能够获得区内外各企业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公司得以建造和收购优质港口资源，进一步整合集团港口业务，提升公司规模，改善集团内的同业竞争。

　　引入股东中远海运集团推动了北部湾港的港口和航运的相互促进与高质量发展，使公司从中远海运在北部湾港口的布局中获得更多的基建投资，其拥有的航线货源也使公司能进一步拓展集装箱业务。北部湾港向公司高管和员工骨干等实施股权激励，健全了公司激励约束机制，推进企业治理现代化。北部湾港作为集团子公司层级的混改，利用自身上市平台，加快资源整合，完善治理机制，在集团框架内实现港口主业经营与资本运营“双轮驱动”。

　　六、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选取广西有代表性的国企混改案例，采用扎根理论法对原始资料进行三级编码，构建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影响因素模型。由于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对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际运作过程和方向确定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分析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特点和差异性，探索出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各个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具有良好的过程性和实践性，为地方国企混改的层级选择上提供指导。根据扎根理论研究发现：法律政策系统、经济市场环境、产业协调性、组织变革力以及市场范围弹性是对地方国企混改层级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法律政策系统会对层级的选择起到宏观层面的指引作用，而经济市场环境作在宏观层面上提供选择的基础。

　　在微观层面上，提供选择方向的产业协调性、作为运行条件的组织变革力以及提供跨越动力的市场范围弹性三个要素相互影响，对地方国企混改层级的选择起着关键性作用。地方国企混改需要在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政策的框架下，根据企业自身的行业特点和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国企的能动性，合理的选择混改层级，进行因地制宜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地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层级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影响自身混改层级选择的各因素也会随着混改不同阶段和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地方国企可以按照“一企一策”的方针，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不同层级进行混改，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保障企业各层级的可持续发展。

　　地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充分尊重地区经济和市场等各方面的差异，分阶段推动实施，不仅需要考虑国家整体改革方针和地方政策导向，更需要考虑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定位。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分阶段推进时，混改层级的选择不应该是完全分离的，集团母公司和子公司层级的混改可以相互结合，根据企业自身的基础、类型和条件采取“由低向高”或“由高向低”分层次稳步的推进，不断深化地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参考文献：

　　[1]许保利.以集团混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N].经济参考报，2020-06-08.

　　[2]吴永亮，马立诚，赵爱晶.中央企业集团化管控模式研究[J].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学报，2019，14(5)：467-470+482.

　　[3]綦好东，郭骏超，朱炜.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力、阻力与实现路径[J].管理世界，2017(10)：8-19.

　　[4]毛新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与理论探讨[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3)：21-28.

　　[5]盛毅.新一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与特定任务[J].改革，2020，(2)：125-137.

　　作者：唐振达 李国正 何劲军(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