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批评的发展历程、主要观点与研究范畴

　　[摘 要]“幽灵批评”也被称为“侵扰学”。 它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勃兴,于本世纪初到当下发展繁盛,大有对今后几十年的批评活动产生深远影响的势头。 幽灵批评在初期主要是对文学作品中的鬼魂人物和互文现象等进行评论,在发展中与其他批评流派相交融,逐渐趋于系统化和“理论化”,同时把理论与批评实践相结合,拓展研究边界,丰富研究方法,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性强、生命力旺盛的文学批评潮流。 它的主要观点集中在孤儿法则(The Law of the Orphan)、心理投射、集体记忆洞穴、在场(presence)与缺场(absence)之间的间性( in-betweenness)、多重叙事等方面,与现代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等存在着复杂的呼应和互动关系。 目前幽灵批评的研究对象大多为哥特文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殖民和后殖民文学、流散文学等,研究范畴包括幽灵人物、人物间的幽灵关系、插曲间的幽灵关系、作者的潜意识、多重叙事、语言衍变等,研究内容大多涉及互文、暗恐、集体无意识、创伤、阅读机制等方面,这些研究大多具有某些现实关注,具有政治性和伦理性。

　　[关键词]幽灵批评;发展历程;主要观点;研究范畴

　　“幽灵批评”(spectral criticism)也被称作“侵扰学”(hauntology)。 一般认为,“幽灵批评”勃兴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并于本世纪初至当下一直处于兴盛状态,逐渐成为显学,并将会“对今后几十年的批评活动继续产生一种多少具有幽灵性质的影响”①。

　　幽灵批评虽然没有明确固定的理论源起,但它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尚有大致的脉络:它在初期主要是对文学作品中的鬼魂人物和互文现象等进行评论,在发展中逐渐趋于幽灵批评理论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到成熟期主要是有意识地把理论与批评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凝练深化理论,拓展研究边界、丰富研究方法,在发展中日渐与其他批评流派相交融,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性强、生命力旺盛的文学批评潮流。目前尽管有中外学者试图总结幽灵批评的发展历程、与其他理论的互动、研究范式等问题,但由于过于惮于幽灵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开放性,其研究的结论要么局限于对具体的批评实践的梳理,要么满足于哲学化的讨论,对幽灵批评的主要观点与研究范畴等问题语焉不详。

　　例如幽灵批评的大家庞特(DavidPunter),在《幽灵批评》一文中梳理了不少幽灵批评实践的著作,也谈到了与幽灵批评相呼应的理论,至于幽灵批评的主要理论观点与研究范畴,却没有较为明晰的说明总结。 而戴维斯(Colin Davis)的文章“État Présent: Hauntology,Spectres and Phantoms”,虽然论证了什么是侵扰学及幽灵的本质,但该文的论证过于简略,其重点是讨论幽灵批评的两大流派的区别。

　　在国内,曾艳兵教授先后发表《“幽灵批评”与批评的“幽灵”》《关于“幽灵批评”的批评》两篇文章。 前者介绍了庞特关于幽灵批评的论述,从互文性和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两方面强调了文本的幽灵性,也指出了批评本体的幽灵性;后者对幽灵批评概述后分析了《奥德赛》《埃涅阿斯纪》《神曲》《哈姆雷特》等作品中的幽灵及它们的互文关系,认为“所有的名著都具有幽灵的性质,或者说经典总是一种幽灵事件。”①申富英、靳晓冉的《论幽灵批评的理论“渊源”、研究范式与发展趋势》虽然较系统地梳理和评价了幽灵批评,但对其主要观点与研究范畴未作系统研究。 不难看出,学界有必要对幽灵批评的主要观点与研究范畴等作系统的梳理研究。

　　一、幽灵批评的发展历程与其他任何批评理论一样,幽灵批评的早期形态为批评实践。 把幽灵批评中常常涉及的“鬼魂”作为文学研究对象来研究的最早作品之一是莎丽·本斯托克(Shari Benstock)的《作为鬼故事的〈尤利西斯〉》。 在该文中,她不仅探讨了鬼魂的实质,而且还把鬼魂研究与心理学和结构主义哲学密切结合。以《尤利西斯》文本中的幽灵为研究对象,本斯托克探讨了幽灵侵扰的原因、机制及美学效果。 虽然本斯托克未对幽灵下一个清晰的学术定义,但她对幽灵的本质颇有洞见。 在引用《尤利西斯》中斯蒂芬对鬼魂的定义———通过死亡、不在场和行为的改变而堕入无法触及的状态———之后,她马上又补充说,“虽然[斯蒂芬]希望他的母亲通过死亡堕入不可触及的状态,但她拒绝堕入这样的状态,就如她拒绝在斯蒂芬面前变成缺场一样”②。

　　换言之,本斯托克借此说明了幽灵的本质是介于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存在,它不断侵扰人的精神意识。 该文还指出,莎士比亚的鬼魂是斯蒂芬艺术思想和创作焦虑意识的投射;斯蒂芬母亲的鬼魂是他对天主教的愤恨及对母亲内疚情感的投射。 本斯托克认为,幽灵生成文本意义的不稳定性,但也增加了文本双重叙事的张力。幽灵批评较早的实践者还有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在其《文学空间》中,作者未重点讨论何为幽灵,但对人死之后的鬼魂关注较多。 布朗肖认为对于鬼魂的书写是一种表现历史对于当下、缺场对于在场的永远挥之不去的影响的隐喻式书写策略,这种影响是一种处于在场和不在场之间的间性存在,连凝视都“变成了一种永恒显现的幽灵”③。 这句关于凝视的幽灵性的引文也成为后世评论各种政治规训所造成的创伤时屡屡引用的名言。 该书还有另一贡献:它探讨阅读行为的幽灵本质和历史对阅读行为本身的幽灵式影响———阅读行为是一种与死者的对话,文本是死去的人的声音回归(侵扰)的场域。从理论层面正式探讨幽灵的比较早的著作是本内特(Andrew Bennett)和罗伊尔(Nicholas Royle)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一书。

　　该书专门设立一个章节讨论“幽灵”,从这点而言,它在幽灵批评理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该书的贡献是大体按时间顺序对关于文学作品中的幽灵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梳理,并把“幽灵”理解成文本之间所存在的一切关系的基质,是阅读行为发生时所有意义链的不确定性总和,而这些不确定性是研究任何文本的基础。 同时,该书为理解“幽灵”的本质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尝试,比如,幽灵就是历史创伤的形象化表征;幽灵是一种心理投射,是深藏人类潜意识的暗恐。从批评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批评实践游刃有余、在理论层面将“幽灵批评”系统化的学者当属庞特。

　　庞特是研究哥特文学的知名专家,他的相关批评实践为他将幽灵理论系统化和体系化提供了基础。 他首次提出“幽灵”的“孤儿法则”,并以哥特文学为例,强调无论在体裁还是母题上,文学根本没有固定的来源或根源。 庞特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他在梳理幽灵批评的发展史的同时也暗示了它的研究范畴和主要研究范式。 既然所有的不稳定性、流动性和间质性存在都可成为幽灵,那么幽灵批评的研究范畴也就包括文本内外的对文本生成意义产生影响的一切不确定性元素。

　　庞特对幽灵批评的范畴的厘清有两个特点,一是间接性,即他并未明确地对幽灵批评的范畴进行界定;二是他在间接勾勒这个范畴时以文本意义的生成为焦点。幽灵批评理论在逐渐系统化的过程中也不乏内部的理论之争,尤其是关于幽灵的秘密是否可以被揭示的论争。 戴维斯对幽灵批评的伦理内涵以及幽灵批评内部分歧性问题进行了研究。 他更倾向于用“侵扰学”来指代“幽灵批评”,认为侵扰学更能体现幽灵的影响力。 他认为,在幽灵研究方面,德里达的信徒和托罗克(Maria Torok)的信徒存在较大的分歧,而双方的异见对于幽灵批评的实践者们而言意义重大。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强调幽灵秘密的不确定性:它是隐藏在我们认为我们所知之中的同时又能从根基上破坏我们认知的一种本质的无知性,昭示着“意义开放性生产”的可能性①。

　　而托罗克的信徒们认为,对一无所知的后代们的生活进行反复侵扰的前辈们的隐秘创伤“是个撒谎者,它侵扰的目的是刻意误导被侵扰的主体,确保它的秘密一直处于隐秘之中”②。 对文学作品的幽灵批评就是去揭示这样的秘密,尽管此类秘密抗拒被揭示,但内在地具有被揭示的可能性。 两派的分歧实际上为幽灵批评的实践提出了必须思考的问题,即在使用幽灵批评时需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讨论的开放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观点和结论的确定性和肯定性。 幽灵批评理论的内部分歧也从侧面彰显了幽灵批评的学术价值,即“侵扰学是加强文学研究的某种尝试,它使文学研究成为拷问我们与死者关系、审视生者流动性身份及探讨思想和无思边界的场域。 鬼魂变成了认识论和伦理学范畴矛盾立场的交汇点”③。

　　二、幽灵批评的主要观点

　　与其他许多批评流派不同,幽灵批评没有清晰的理论源头,但却有与现当代其他文论相呼应的理论观点。 换句话说,幽灵批评的理论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对文学中的幽灵及幽灵元素研究方面与其他理论对话和互鉴,并在这种对话和互鉴中逐渐明晰自己的思想观点。首先,幽灵批评理论对幽灵的本质进行了界定。 幽灵批评理论认为,幽灵是介于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间质性存在,它具有在现实界无法抓住或触摸但会持续留下印记的特点,具有梦幻、幻觉、魔幻或幻想等神秘色彩;幽灵具有与宗教类似的作用,令人陷入欲罢不能的迷狂状态,它不断侵扰人类的精神领域,且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幽灵是与人的精神,或者说,与可以使人成其为人的灵魂相关:“幽灵是我们关于人的思考中的根本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成为人即意味着拥有一种精神,一种灵魂,或一种幽灵。”④

　　在幽灵批评者的眼中,幽灵的本质带有解构主义的底色。 幽灵批评主要研究的三个方面,即幽灵的不确定性和间性、幽灵的心理投射特点以及幽灵批评的解构主义本质,均与幽灵的定义密切相关。幽灵批评者们对幽灵的定义与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虽然德里达并不是幽灵批评的创始人,但他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对意识形态的幽灵性特征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描述:从宏观上分析意识形态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那些幽灵似的东西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宣布或确认了马克思常常赋予给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宗教性、神秘性或神学性的绝对特权。如果说幽灵赋予意识形态以形态或者外形的话,那么这也可以说就是宗教一类东西的本质特点。用马克思的话说,这种特质就好比是剥去幽灵的语义学或词汇外衣后,剩下的只是人们所无法抓住的价值。 这种价值与幽灵特质或多或少等同(梦幻般的、幻觉般的、魔幻般的、幻想的等等)。 ……这种留在宗教经验之中的印记,即这种精神迷恋的神秘特点,首先是一种幽灵式的特点。⑤

　　几句话中,德里达就用了“幽灵似的” ( phantomatic)、“幽灵” ( spectre)、“梦幻般的” ( fantasmagorical)、“幻觉般的”(hallucinatory)、“魔幻般的”(fantastic)、“幻想的” ( imaginary)、“印记” (mark)、“精神迷恋”(fetish)等幽灵批评中的关键术语来描述幽灵性:虽然关于幽灵的特点及其侵扰性只是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的意外产物,但德里达对幽灵的定义贡献卓著,并赋予幽灵以解构主义底色。其次,幽灵批评理论认为,幽灵实际上是人类意识和潜意识的投射。 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幽灵、幻影、幻觉等实际上均源于人类的意识和潜意识。 从个人层面而言,幽灵往往源自人类无意识中一种被压抑的恐惧,即弗洛伊德所谓的暗恐。 根据弗洛伊德的定义,“暗恐是一种惊恐的情绪,但又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并熟悉的事情”①。

　　而暗恐的存在形式往往是复现。 但复现的形式并不是恐惧的原初形式,而是恐惧主体所不熟悉的或曰“非家的” ( unheimlish)形式。 但这种“非家的”东西又在某种意义上是经历者非常习惯或熟悉的东西。 幽灵批评者认为,暗恐是人物压抑在潜意识中的恐惧、焦虑等极端负面情绪,它常常以一种复杂的、不稳定的幽灵或幻影或幻觉的形式外化出来;在艺术表达层面幽灵元素又常常表现为时间序列、人物关系、叙事、语言等的不稳定性。

　　幽灵批评中的幽灵,还包括典故(互文)的幽灵性影响、作者的隐性存在等,这些都可以借助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予以解释。幽灵批评理论还认为,从集体层面而言,幽灵源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以尼克勒斯·阿布勒罕穆(Nicolas Abraham)和玛丽亚·托罗克在其《狼人的魔语》及其系列论文中的观点为例,可以看出幽灵批评者不仅运用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来揭示人的心理投射机制,也运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解释和分析集体的心理活动②。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心理的“空洞”(crypt),它暗藏了一切令人们痛苦、尴尬、羞于出口的过往秘密③。

　　这个空洞似乎具有魅惑力,激活人们心中各种记忆的幽灵,并将这些幽灵吸引到这些空洞中。 集体无意识理论为读者与死者进行对话提供了可能。 另外,幽灵批评者通过运用集体无意识理论,也探讨文学作品的双重叙事的心理机制以及与语言的关系。 他们认为,在文本之下总有另一个文本,这个“另一个文本”即存在于我们集体记忆中的文学记忆,即前文本或典故,而且这“另一个文本”还有其前文本,如此无穷无尽,可以一直追溯到那个存在于我们集体无意识中的、处于人类“无知状态”(unknowing)的文本。 这个潜藏在集体无意识的文本连同它之后的无数前/ 潜文本总是侵扰显文本中的所有语汇。 在我们阅读时,文本中的语汇、形象、情节、母题等都有前身,它们的初始形态可以追溯至其自身无法被理解的状态,这种无法被理解和准确定位表达的状态与无意识状态很类似。

　　当然,若从幽灵批评的细部观点考虑的话,幽灵批评理论还研究文学作者试图超越文学前辈、摆脱他们如幽灵般侵扰文本的影响的焦虑。 前文本之所以出现或隐性存在于现文本,是由于作者对前文本既崇拜又希望超越而造成的复杂情绪投射的结果。 作者在文本中的隐形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者在潜意识中对自我定义的身份———作者是文本的上帝———的不自信心理或者作者与文本人物的心理认同的外化。 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的翻版。 此外,幽灵批评者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创伤,包括个人心理创伤和群体创伤、历史创伤等,在文学作品中大多都外化成鬼魂、幻觉等心理病症。 这也与创伤研究理论有诸多应和。 影响的焦虑也好,创伤也罢,均属于心理学范畴。

　　再次,幽灵批评的核心观点是“孤儿法则”。 文本被无数前文本以及无法被理解和准确定位表达的前身所侵扰,就注定了文学是无法被精确解读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误译和误读。 这一点与幽灵批评者的另一个观点,即“孤儿法则”联系紧密。 所谓“孤儿法则”,指的是某种体裁或母题或形象没有一个固定的起源。 以文学体裁为例,任何一种体裁都能找到可视作是其前身的另一种体裁,但找到的这个作为前身的体裁又有其前身,如此往复,无穷无尽。 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体裁都永远没有真正的固定的前身,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所谓的前身只是个幽灵式的存在。

　　正如“孤儿法则”的提出者庞特所言:[幽灵批评]遵循孤儿法则,强调没有任何试图找到文本的“父母”的尝试能成功实施,也无法找寻任何文本的父系或者母系……。 它的模式是哥特式的,是蜕变的过去的显性回归———很肯定的是,我们对这样一种过去的历史确切性所知甚少,但这种过去却不断地影响我们对过去的应对方式,而且会妖魔式地发展,最终吞没所谓确切性的可能性。

　　[…]它的典型形态不是语言,而是神秘费解的信息。 这种信息看起来总是处于不可理解的东西的影子遮蔽之下,经常自身包含着一种神秘费解的可能,这就好比我们总是读到一张带有字迹的纸的反面,或那张纸前面或后面一页。 所以,文本对于解读而言,总是一种“替代性文本”,一种不是解读者要解读的那个文本,一种被幽灵般改动了的文本,它原来的物质存在状态是无法被解读的。①

　　在论证“孤儿法则”的同时,庞特也总结了幽灵批评的实质,指出幽灵不是迷信中的存在或宗教所谓的鬼魂或灵魂,而是文学作品中那些由历史、现实、作者、文学传统等各种因素对文本形成的深远的、挥之不去的、如同幽灵一般的不确定性影响。 也就是说,幽灵的特点是其不确定性、间质性和流动性。幽灵批评的实质就是研究这些幽灵,找出幽灵侵扰的方式、原因、根源、价值等。

　　三、幽灵批评的研究范畴

　　从本质上说,幽灵批评是一种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以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为基础的文化批评,其批评涵盖“阅读过程、作品人物、作者的潜意识、文化学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历史创伤、语言衍变、叙事结构等方面”②。 以杰弗里·温斯托克(Jeffrey Weinstock)的《失望之桥:〈尤利西斯〉中的文本侵扰》为例,可以发现幽灵批评许多重要的批评范畴。 在该篇论文中,幽灵批评研究的范围不仅涵盖《尤利西斯》中死去的人的魂魄,还包括语言、记忆、作者等,这些幽灵都与破碎、缺场、死亡、痕迹、不确定性等相关。

　　温斯托克从对莎士比亚、斯蒂芬的母亲、布鲁姆的父亲及儿子等幽灵人物以及雷声的所指和能指的幽灵性的分析入手,推导出“幽灵指向被压抑的创伤的投射和病症”③,凸显了幽灵与心理投射之间的关系。 温斯托克还将幽灵元素与潜在的叙事进程,或者说,双重或多重叙事,有机结合起来,指出“文本对话式地超越自己的边界,指向许多其他文本,打破了其内部的线性进程,因为文本中词汇的复现使读者偏离正题,将注意力转向另一个语境和这个文本的其他部分” ④。

　　温斯托克还通过分析斯蒂芬的父亲和侵扰《尤利西斯》的乔伊斯,研究了现实中活着的人物(特别是作者)的幽灵性,并得出结论:无论是人物的意识还是词语的所指,都受到父亲的名字的控制,即其前人的意识和先前的所指的影响,前人的意识和先前的所指的确切根源无法回溯,这点也符合孤儿法则;作者的功能在文本中也是一种幽灵,无论怎么隐形或张扬,他的在场也是一种不确定性存在。

　　从温斯托克的研究可以看出,幽灵批评在研究叙事进程的同时也更加科学地揭示了阅读过程。 阅读过程是一种与无数前文本幽灵的对话,它注定了这种对话是无法追溯到源头的“失败”之旅,一种无法得出确定性结论的努力,但也是一种意义非凡的对话之旅。从目前幽灵批评的实践看,幽灵批评还包括上述未列举的许多方面,例如人物间的隐性/ 幽灵关系。

　　这种关系不是现实中未被人发觉的、实际存在的秘密关系,而是陌生人之间在现实层面不存在的但在寓言意义上存在的关系。 以申富英的《论〈尤利西斯〉中作为爱尔兰形象寓言的女性》为例,该论文研究了“共在变体”概念在《尤利西斯》中对人物关系所起到的幽灵式制约作用。 “共在变体” ( consubstantiality)既是一个宗教概念,也是一个哲学概念,指事物间具有相同本质但在形式上相互变化的存在形式。在《尤利西斯》中,“共在变体”的概念被大量运用到人物的寓言功能上,使得小说人物形成几个寓言意义上的组合,数个人物分别寓示某个事物或现象的不同侧面,而且一个人物又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的寓言类比组合,可以相互幻化①。

　　“共在变体”概念如同一个幽灵,它不断地侵扰在显性层面(现实层面)上毫无关系的人物,使得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寓言层面(或者隐性叙事层面)的“共在变体”关系。 除上述文章提到的“共在变体”概念外,乔伊斯笔下有魅控作用的概念还包括“灵魂转世” (metampsychosis) “变形”(metamorphosis)“三位一体”(trinity)“复影”(dark double)等。

　　这些概念的魅控作用在《都柏林人》中初露倪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实验性地发挥作用,在《尤利西斯》中最为综合,也最为灵活,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达到高潮。 这些概念既是侵扰《尤利西斯》中几个人物组内部存在的隐性关系的幽灵,也是控制《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人物塑造、情节设置、语言变形和主题表达形式的幽灵。幽灵批评虽然从字面而言是对幽灵进行的批评,但该“幽灵”不是玄学意义上的幽灵,而是与现实关系紧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伦理关注的概念。

　　戴维斯就曾指出,“侵扰学与过去大家至少近二十年内都明显感知到的解构的伦理转向紧密相关,而且也是这种伦理转向的一个新的方面”②。 幽灵批评的现实关注和政治性可以从克里斯蒂娜·李(Christina Lee)主编的《幽灵空间与侵扰:缺场的情感》中略见一斑③。 该书密切关注西方现实问题,特别是恐怖袭击、经济下滑、精神危机等,通过研究文学作品中关于恐怖袭击的记忆、家园的失去、矿业城镇的消失、机场的废弃、劫后的荒原等的书写,系统地研究了幽灵的物质化、身体的空间化、消失的和死亡的人或物的重新显形方式,以及这些幽灵频繁地侵扰人们的心理空间和现实空间的现实政治原因。 借助研究幽灵空间对人类经验的影响,该书凸显了幽灵研究的现实性和政治性。

　　幽灵批评的伦理关注大多与身份研究密切相关。 例如皮润(Peeren)的著作《幽灵式暗喻:活着的鬼魂和隐身的侵扰形式》就具有基于现实的政治性。 该书将幽灵批评置于现实的维度,试验性地使得现实问题与文学研究、哲学思辨与政治、伦理等相互阐发。 该书作者认为,“幽灵”“魂灵”等词常用来指涉非法移民、流亡者、仆人等边缘人,因为他们的存在处于在场和缺场之间;如果这种指涉“频繁使用,形成惯例,隐喻可以起到定义作用,将某些个人或群体定义为高人一等;亦可通过构建或强化负面的刻板印象剥夺其他个人或群体。”④基于此种机制,人类的指涉习惯会强化或解构共同体。

　　总之,幽灵批评是一种基于批评实践、在与其他批评流派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相对松散的、综合性很强的、以解构为本质的文学批评“流派”。 它认为文本、语言、文化和历史之间充满了矛盾性、非线性和复杂性,文学中的幽灵就是这些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化,这种具体化的显现方式也具有幽灵性。文学阅读是一种与幽灵对话的过程,文学文本充满了各种“幽灵”的侵扰。 飘荡在文本中的“幽灵”包括作者隐秘的思想、历史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影响、前世和当世文本的“魅影”、当世意识形态的“侵扰”、作者或文学人物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愿望和精神创伤遗留的“暗恐”等。

　　幽灵批评的对象往往是具有高度解构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或者具有开放性或双重(多重)叙事的文学作品,或者主题是关于创伤、压抑等(无)意识的文学作品。 可以说,幽灵批评是研究文学的意义生成机制、文本的互文策略、双重或多重叙事、置换策略、身份的流动性、人物间的幽灵式关系、文学作品中的疯癫、梦境、幻觉等“怪异”心理等的法宝。 同时它也具有与它的名称不太匹配的现实性、政治性和伦理性。

　　作者：申富英1,李英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