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殖民主义是西方社会学兴起的重要历史情境，不仅加速了社会学在全球的传播， 还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核心与边陲的全球知识分工体系。二战之后，民族独立的浪潮催生了亚非拉国家的学术本土化运动。不同版本的本土化计划纷纷提出，致力于打破对西方的学术依附，发展建立与本土社会存在现实关联性的学术研究。发展本土化与自主学科几乎成为今天全球社会学的共识。非西方社会学的多元本土化实践，对自身学科历史的反思与重构，为中国社会学在新时代的学科建设与本土化新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镜鉴。
关键词学术依附;多元本土化;非西方社会学;学科自主性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在社会学的本土化实践与自主学科建设几乎成为全球共识的当下，回溯国外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不同版本的学术与知识本土化计划的提出与实践，形成了有张力的多元话语，它们为中国社会学在新时代的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参照。相较于以北美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非西方社会学的学科历史实践较少受到关注。以非洲、拉美和亚洲为代表的非西方社会学，不仅是全球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们对社会学全球知识分工的理解和批判，在学科本土化实践中遭遇的困境和超越，如何处理本土情境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以及对自身社会学学科历史的反思和自主性学科的重构，亦值得同为非西方社会学阵营一员的中国学习借鉴。
一、学术依附：社会学的全球分工结构与外向型知识生产
对社会学全球分工与学术依附的讨论，沿用了政治经济学中依附理论的阐释视角，学术依附被视为第三世界在经济和政治之外的另一种依附形式。西方与非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特定知识分工结构：西方在全球结构的中心主导了知识的生产与流通，非西方边陲成为科学研究的“数据供应地”“知识输入地”或者“知识消费地”。来自西方中心的学者在边陲地区根据“科学”方法展开调查、收集数据，再将它们汇入中心进行理论知识的生产，所生产的最终知识产品会回流到作为数据与资源生产地的非西方或者第三世界。
在非洲学者看来，核心与边陲的全球结构还表达了一种知识生产的“外生性逻辑”。与外向型经济相似，非洲的科学活动具有明显的外部导向，由外部世界所规定，以满足外部需求为目标①。非西方的科研机构如同经济全球化中盛行的代工工厂，且它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生产结构，知识代工只会加深边陲地区对中心的依附。在西方大都会(metropole)起源与发展的理论知识，深度嵌入到边陲地区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之中。欧洲和北美地区之外本土社会科学学者们在西方和本土的学术期刊上讨论源自欧洲与北美的理论，依循来自外部的规范，学术研究由西方的兴趣和关注所指引，甚至对西方社会的了解要胜于对自身社会的认识。并且，非西方学者“数据提供者”和“理论消费者”的双重角色容易产生张力，易于在本土情境中陷入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张力之网中，研究者们也没有能力和雄心来突破这种普遍性的藩篱②。 这种不平等结构由历史上的殖民权力所维系，反映了殖民主义在知识生产领域的历史实践③。
西方国家对殖民地资源和人口进行掠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所形成的经济联结通过原始资料的输出，源源不断地满足西方国家的生产需求。在经济联结背后，与之平行的是知识生产的依附性联结。如同供应经济生产的原始资料一样，非西方地区向西方的科学机构提供“科学”知识生产的原始数据。殖民地虽然也有科研实践，但是理论知识生产匮乏。非西方社会仅仅被视为提供粗糙原始数据的“数据供应地”，数据的转换、知识的验证、理论的生产，需要在西方中心的实验室中完成。 全球知识分工是许多非西方社会学学术系统结构性困境形成的来源，在历史上它们被纳入知识生产的全球系统，并长期处于依附与从属地位。因为第三世界长期承担原始数据原产地的角色， 西方或者欧洲的科学实际上对第三世界亏欠太多，甚至需要对这些学科的形成进行“债务评估”。 尤其是一些热门科学，以及像社会学和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它们的知识生产与学科运转，以大量非西方边陲的数据作为研究基础④。
二战之后，尽管许多殖民地取得了独立，但是西方对社会科学知识流动的垄断并没有在根本上发生改变，学术帝国主义的实践形式转为间接的方式⑤。亚洲发生的“知识转移”在地理方位与流向上存在“欧洲—美国—亚洲的历史与文化联结”。知识流动和转移看似属于信息流动的客观现象，结合历史情境看，实际上代表了“殖民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欧洲与美国不仅主导了殖民知识的生产，亦在不对称与不平等的联结结构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⑥。在殖民时期，欧洲主导了殖民知识的生产和流通;在后殖民时期，美国主导了跨文化知识的生产和流通。战后亚洲社会科学学术依附的对象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①。美国成为学术依附二元结构的新中心，它反映了战后美国在全球的国际地位。 但是，学术依附理论在当代全球学术动态中暴露出的局限性，也成为学者们反思和批判的对象。 阿根廷学者费尔南达·贝格尔(Fernanda Beigel)认为，简单地以中心与边陲的二元学术依附结构来理解当代的全球知识生产，可能会弱化边陲地区学术生产和创造的“能动性”，甚至可能存在误读的风险②。学术依附概念传递的刻板印象将学术边陲弱化为被动的角色，主动的中心则代表“原创性” 知识的生产者和出口者。
尽管知识生产和国际传播高度地依赖于经济和政治基础所形成的等级化结构，但各地社会学在历史中形成的“区域传统”实际上对理论与方法的生产也有重要影响③。 随着非西方地区的发展进步，传统的中心与边陲的二元结构下，在知识生产与流动的全球动态中将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分化。尽管建设自主的本土社会科学在当代的学术共同体中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是要彻底改变社会学研究与学术实践中现行的依附关系并非易事。非西方社会学还需要解构与反思历史进程中殖民知识生产与实践的政治，尤其是“解殖”或者“去殖”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对其中被遮蔽的非西方知识与经验进行挖掘、反思和重估。一方面，避免因过度依赖二元结构的理论解释框架而忽视非西方社会学在历史实践当中蕴含的本土诉求、抗争、学术能动性与形成的区域性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对自身社会学历史的回访与反思，解构与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与潜在的认知模式是在当代非西方地区建设和重构自主性社会学的重要路径。
二、反思学科历史：殖民主义实践与区域研究的同构
亚非拉的社会学大多由殖民权力所引入，历史上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并不充分，研究实践与本土情境的关联性也存在不足。且殖民扩张背景下遗留的制度与文化遗产，限定了后殖民时期社会学的发展④。以东南亚社会学为例，复杂与独特的殖民历史实践，不仅是东南亚社会学无法回避的历史情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东南亚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与知识生产。 回顾东南亚社会学的历史，各类区域研究的兴起是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这一现象不仅与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历史实践存在同构的关系，还生产和再生产了本土社会“理解自己”“认识自己”和 “研究自己”的理论与概念框架。在展开学科反思与提出本土化知识计划的时候，殖民主义的文化遗产也是东南亚社会学重点解构和批判的对象。
在殖民时期，东南亚的社会学在本质上是为殖民统治与治理服务的学科，反映的是殖民统治者的利益。二战结束之后，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是在经济上依然与前殖民帝国存在联结，在教育系统中维持或者再生产了殖民时期的模式。作为后果，欧洲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学在大学中完成了再生产，它依旧远离亚洲的现实⑤。社会学的知识生产由殖民知识的理论框架和认识论所形塑，在后殖民时期以制度化的方式进行生产和再生产。 各国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国家建设在需求与导向上的差异，对社会科学的学科建构产生了影响。
东南亚社会学表现出“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特点，主要基于民族国家的“领土”来展开知识建构，而不是基于日常普遍的社会生活①。方法论民族主义给东南亚社会学所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产生了诸如“马来西亚研究”“菲律宾研究”和“泰国研究”等研究领域②。 就知识生产的认识论而言，这些区域研究大部分是基于欧洲或者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框架展开的学术实践，“以西方为师”是东南亚本土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 在西方社会学的语境中，“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主要后果之一。但在东南亚的历史情境中，它却是殖民知识生产实践所带来的产物。
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统治和治理，借助各种调查和统计工具对殖民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进行测量、编码、控制与表现，所形成的殖民知识成为构建“民族国家” 的基础与依据。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殖民地的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与研究领域。这种知识生产机制还延续到了后殖民时期，对各种调查和统计“事实”的依赖甚至代表了一种隐性的西方化过程③。方法论民族主义将“民族国家”自然化，将它与社会等同，并使之成为社会学理所当然的分析单位。 自然化与理所当然的背后，易于遮蔽东南亚民族国家之所以可能的历史动态。殖民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历史和区域社会科学兴起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这些学科最终在教育体系中完成了制度化。 我们对东南亚社会学历史发展与知识生产的考察，无法脱离西方主导的社会学研究“东南亚”的历史背景。
在东南亚社会学的历史个案中，社会学研究作为“理想的学术事业”与“东南亚研究”作为区域研究之间存在一种共生性的关系④。西方殖民历史与非西方区域研究同构，这种共生关系生产了东南亚研究的历史，它也是东南亚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历史实践是无法回避的基本情境。 东南亚学者对“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批评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讨论，背后所暗含的逻辑和理论目标存在显著差异。西方社会学的批判，以全球化时代现代性转型和世界主义的未来作为理论前提，旨在强调当代情境下超越古典理论中“狭隘”方法论民族主义的重要性⑤。将有清晰和明确领土边界的“民族国家”等同于“社会”，这种方法论假设已经不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科学研究。 贝克名为《世界主义状况》的雄文模仿利奥塔开启后现代序章的《后现代状况》，宣示社会科学中方法论民族主义在21世纪的终结。
但是，东南亚学者则以“方法论民族主义”来反思本土社会学实践的历史，理论的出发点并不是基于当代全球化现状与世界主义未来所提出的阐释要求，它更多地基于对东南亚“民族国家”历史的批判。民族国家被视为西方现代性的后果，在东南亚则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殖民主义政策实践的后果。在殖民者到来之前，东南亚的人口、族群、文化和社会结构呈现出远比蕴含西方现代性的单一民族国家更为复杂的历史动态。东南亚学者以民族国家的替身“社会”作为社会学的基本分析单位，其实这一研究单位并不能概括这种历史动态。
三、多元话语的重构：“本土化”与“好社会科学”
追溯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区域性的学术运动是主要特征①。并且，本土化运动是对世界局势发生结构性变迁的回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土化并不是第三世界或者非西方社会专属的学术任务，西方社会学也存在相互影响与互渗的历史，本土化同时也是一些西方国家学科建设的目标。 随着对学术依附与全球知识分工体系的日益不满，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发起了激烈的批判。在西方学者眼中，随着第三世界政治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对西方支配霸权的挑战与反抗，旨在重构文化和社会科学的全球系统。这种“反抗”是第三世界学者来自心底的反应，表现出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及历史剥削和压制的义愤②。第三世界的学者拒绝来自西方的范式，寻求建立自身“真正”的本土社会学。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它是去殖民化运动的一部分③。在非西方学者看来，社会学的本土化是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通常会在“现代化后来者”的社会发生。
正如非西方的现代化包含一系列文化与政治的选择，本土化也表现为一个文化移入与调适变化的过程④。 民族主义浪潮是第三世界与非西方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推动因素，去殖民化也是许多非西方社会学重建学科认同的重要举措。社会学学术旨趣与学科建设导向的变化，动态地反映了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变迁。在21世纪，本土化几乎成为非西方社会学普遍认可的学科重构与自主性学科建设计划。因各国社会历史进程和学科基础的差异，非西方社会学的本土化形成了多元话语与实践路径：本土语言的写作与思考、建立学科与社会的现实相关性、社会学的去殖民化、替代理论的建构与参与全球社会学建设，本土化实践呈现出多重面向，形成了有张力的多元本土化话语。
(一)社会学本土化实践：现实相关性、反思性与区域合作建立西方社会学理论与非西方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是本土化社会学聚焦的核心问题与目标。本土化拒绝对西方社会学盲目模仿，它表现为一种地方化和区域化的社会学知识生产，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复杂性和发展挑战，针对本土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现实，鼓励内生性的知识生产⑤。 此外，本土化并不局限于理论问题，追求现实关联性的目标还突出了社会学的应用属性，注重分析和解决本土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 印度学者尤格什·阿塔尔指出，建立社会学与本土情境的相关性是全球关注的问题，20世纪中期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甚至可以概括为“一场相关性的革命”。
问题在于，虽然本土化的概念已经广泛传播，但是在意义与指向上还缺少明确的共识，且科学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本土化的趋势反映了对“西方社会学去狭隘化”的需求，各国的本土化计划也因为社会学发展程度上的差异而在内容和导向上存在区别。许多社会学的“后来者”还处在介绍西方理论的初级阶段，本土化对它们而言并不是迫在眉睫的知识计划，运用本土语言发挥好学术互动与知识媒介的作用才是阶段性的重点①。因而，本土化虽然是不同地区社会学者呼吁的目标，但它并不是一场均质化的学术运动，地方性现实的差异使得相关性的实现存在路径与选择差异。 本土语言的社会学书写是建立现实关联性的重要媒介，许多后殖民国家将在社会学研究与教学中用本土语言取代殖民者的语言作为本土化的首要工作。1973年，亚洲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就以“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主题。提升本土语言与本土教材的重要性是建立社会科学与本土情境相关性的主要方式。
在彼时印度社会学的情境中，英语是社会学读物的主要语言。由于引进版的图书鲜有对印度社会的关注，给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带来较大困难。本土研究者不仅跟风西方的理论模型与方法论，甚至在印度本土也要使用英语写作和发表。 本土化实践对学科现状与全球知识分工结构表现出强烈的反思性与批判精神。非西方学者对本土社会学的历史与困境进行了深刻总结与反思，并提出了一系列本土化与追求学科自主的建设性方案。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是早期本土化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撰文批判学术帝国主义对非西方学术的支配。“禁锢的理智”是其较显著的理论话语，它凸显了非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概念原创性的匮乏，以及本土学者在研究思维和问题意识上受到西方社会学的巨大制约②。
此外，亚洲学者还发出了“替代话语”(alternative discourses)的诉求，提倡新的思维方式超越旧理论的限制，以回应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学。亚洲具有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的特点，各国的本土化计划在历史、形式与程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尽管亚洲各国本土化的尝试可能存在较大的不同，但是它们对亚洲社会学盲目复制西方概念和理论的批判，所针对的问题和基本立场却具有一致性。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替代话语”可以视为亚洲社会学的一个集体概念。 社会学本土化实践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它还推动了区域跨国社会学组织的发展，各大洲区域性社会科学合作组织的成立是本土化运动制度化建设的主要表现。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非拉先后建立了跨国合作的社会科学委员会，旨在推动区域间的社会科学交流合作。1967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下，成立了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委员会。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于1973年成立，同年成立的还有亚洲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除了区域性跨国组织的建立与学术活动的开展，本土化也是各国社会学共同体积极探索的主题。1970年，韩国社会学会举办了以“当代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韩国社会的相关性和适用性”为主题的会议，它是韩国追求建立一门本土相关社会学的标志性事件。后续的主题包括“反思韩国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遍性与反思性”。我国学者也围绕社会学理论的普遍性以及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多次热烈讨论，多次举办了相关主题的研讨会，在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历史背景下推进了社会学本土化与中国化。本土化实践提高与巩固了这门学科的民族与国家认同，也推动了本国社会学的发展。
(二)本土性的呐喊与诉求：文化中心主义的社会学
在一些地区的本土化实践个案中，身份、文化和价值认同凝结在本土性背后，本土学者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政治诉求。受非洲研究领域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或者非洲中心主义(Afrocen?trism)学术思潮的影响，非洲社会学的本土化也出现了建立“非洲中心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话语。该思潮兴起于19世纪末期，最初主要由非洲裔美国学者发起，强调非洲文化的中心性或者中心地位， 回应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既聚焦非洲自身的文化和立场，也凸显非洲因素在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贡献。在非洲研究中，这一思潮旨在呼吁非洲裔学者们唤醒自身的文化中心意识，在学术实践中创造和搭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并立足于中心，而不是站在一个“借用的” 欧洲中心主义话语平台上理解和阐释自己①。
在修辞上，非洲中心主义对欧洲或者西方中心主义表示出明确的拒绝姿态，并以此来表达研究者自觉的非洲身份与文化认同。 “非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方位，也是心理与文化意义上的象征。《非洲中心主义宣言：面向非洲复兴》的作者莫勒菲·凯特·安塞特(Molefi Kete Asante)认为，“方位”是展开非洲中心主义分析的要义，也是非洲在文化、心理、经济和历史上被移除之后需要回归的目标。在非洲中心主义者这里， 对任何现象和对象的考察，心理上的时间和空间是无法绕开的，研究者需要具备“自动站位”(auto -locative)的立场。
非洲中心主义既是改变被殖民、苦难和虚无主义状况的必要工具，也是改变殖民主义精神控制的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②。正如安塞特所强调的心理上的时空关系，非洲中心主义的“方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塑造了学者集体身份认同的“想象的非洲”，它并没有指涉特定地理时空中的社会节点，这也是非洲中心主义与其他非西方社会学将地方性的社会现实作为实施本土化计划起点的最大区别所在。 当然，“中心”所指向的“方位”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心理意象，从“想象的非洲”到热带非洲大陆，非洲中心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反映了对社会科学全球分工与知识流动结构的批判与解构。 就非洲中心的社会学而言，它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考察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导向上突出了非洲文化与价值的中心位置，但同时也在强调非洲知识的多元性，而不是将非洲视为同质性的整体。
另一方面，非洲大陆经历的殖民历史与后殖民状况使得非洲社会科学具有辩证统一性，也使得“非洲中心”成为可能③。相比于文学和艺术研究领域采取的非洲中心主义范式，非洲中心的社会学尚在发展之中。这种非洲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重视非洲思想的价值，同时注重社会学的应用实践。 美国发展起来的“黑人社会学”作为对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社会运动和思潮的反应，为非洲社会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④。本土化实践中非洲中心性的实现，要求从非洲的利益、文化价值和视角出发，将非洲当作研究的中心，关注非洲的历史和经验，满足非洲的需求并最终实现非洲大陆的解放和赋能。
非洲中心主义的理论话语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强调建立自身主体意识与实现主体性地位的立场 一致。文化固然是表达社会学民族属性与地方特色的重要因素，狭隘或者极端的本土化计划却存在将社会学带入还原论与本质主义的风险。在东南亚社会学的历史个案中，殖民知识生产与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相互交织。“他者”的参与和在场，甚至会影响我们对本土性的认识。从区域知识的性质而不是从知识生产者的身份来理解本土性是一条可行路径①，它也要求我们避免陷入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窠臼与陷阱。
并且，当代全球社会学经历过后现代思潮的洗礼与浸润，任何提倡中心主义或者中心性的话语都会受到质疑，非洲中心主义的学者也极力澄清和避免将此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对立物或者替代物来阐释，而是突出在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中和谐共存的重要性②。将本土社会或者“方位”置于中心地位，强调本土文化和价值凸显了非洲学者对欧洲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社会学的不满。他们通过建立一种新的中心主义来实现属于“他者”自己，而不是西方中心主义被动“赋予”的主体性。
(三)“好社会科学”：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藩篱
社会学的本土化实践暗含了普遍性与特殊性这对难以调解的张力，这也是社会学理论长期致力于调和的对象。但是，对呼吁社会学本土化的非西方学者而言，本土化并没有指向狭隘的地方化，它与社会学的普遍化并不相悖。本土化在自身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理解社会事实，通过社会学概念框架的修正和进化，推进社会学的普遍化③。正如西方社会科学提出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具备超越本土的解释力，非西方社会学的本土化也应该在不断扩大的社会空间中将普遍性当作追求目标④。 换言之，真正的问题在于非西方社会学也应有能力提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社会学理论与概念。 东南亚社会科学对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批判，表达了超越区域领土边界的局限，追求实现由“区域研究”主导的社会学向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研究”的社会学转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不应成为社会学本土化的阻碍。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全盘拒绝，而是一种基于本土需求的选择性调适。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认识论在发展实践中也面临改进与修正的必要。
但是，社会学理论在其他社会和情境中的比较和检验，应以摒弃预设的中心主义价值立场为基本前提。 建构非西方社会学的“替代话语”，同样意味着本土社会学将国际化和普遍化作为这一知识计划的目标。一方面，“替代话语”的社会学是“好社会科学”，因为它对本土或者地方环境更敏感，有别于过去那种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复制而不考虑它们与本土情境的相关性和适用性的学术实践⑤。 另一方面，普遍化与国际化的提法反映了“替代话语”的宏大学术目标与辩证特点，狭隘的地方化或者自我封闭的知识生产并不是目标。相较于社会学惯用的东方与西方、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分法，阿拉塔斯将社会学分为地方、西方和其他非西方三种类型。
对西方理论与本土情境的相关性保持警惕只是最低层次的替代话语。在最高层次，“好社会科学”即是地方、西方和其他非西方三种来源的社会学概念或者理论的汇合，它可以更好地应用到对当前地方环境的理解和研究。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结合西方概念与印度经验开启的庶民研究传统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⑥，不仅影响了其他非西方地区的社会学研究，也成为后殖民理论的经典之作。华人学者齐晓莹尝试将中国的概念资源与西方社会理论整合，消解理论的区域边界、提高解释力的同时，以此作为全球化时代实践全球社会学的一种方式①。本土经验是这些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们并没有落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藩篱，而是积极地尝试突破与超越，由本土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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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当代的社会学本土化与学科体系化建设，不能自囿于封闭的空间进行自言自语式的学科论述。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理解与实践本土化，不仅全球化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西方社会学亦非唯一 的参照对象，它要求我们关注西方之外的社会学本土化实践，在比较对话中丰富本土化话语，完善社会学的学科体系，通过区域交流合作打破与扭转全球知识分工的不平等结构。 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优良的理论传统，亦为全球的本土化实践提供了中国版本的理论参照。在讨论本土化可行性的时候，费孝通是反复提及并致力于追求本土化社会学的中国个案。反之，非西方社会学中的不同版本本土化实践经历的曲折与进展，遭遇的困境与革新，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本土化新探索提供了宝贵的镜鉴。
本土化不是狭隘的自我封闭，因为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为建设更具解释力的社会学贡献非西方智慧是许多国家社会学的目标。并且，区域跨国学术组织的互动与合作代表了本土化的制度实践，在历史上联结了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力量，培育了社会学区域认同的发展。要重构社会科学知识全球分工的系统，亦需要区域间的合作来改变核心与边陲的不平等结构。跨越边界的相互学习是破解核心与边陲不平等全球知识系统结构的一种方案。要结合各自社会与学科的历史经验， 提出多维度的参与全球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路径②。跨越边界不仅意味着物理时空的连接，相互学习还要求我们打破社会学知识中关于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西方与非西方地缘政治的欧洲中心主义想象。
作者：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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