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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理解中的预设加工

  摘 要 预设是指以交际双方的共同背景(共享的知识或信念)为前提的、听话者根据特定语言标记(触发标记)及其限定的对象(计算内容)而推理出的非外显意义。例如, “张明又触发标记发表了论文计算内容”引发了“张明之前发表过论文”的预设推论。理解者依赖触发标记通达交际双方的共同背景, 并在计算内容上生成完整的预设; 随后, 理解者连接生成的预设和共同背景, 更新两者之间的关系。触发标记范畴、共同背景与预设的关联度、共同背景类型, 以及理解者的参与动机会影响不同阶段的预设加工。未来研究可以从三个角度进一步探讨预设加工的认知基础:(1)采用计算建模的方法, 量化交际互动中听话者理解预设的过程(如观点采择); (2)采用脑成像技术,揭示预设加工过程的神经基础; (3)以特殊人群为研究对象, 检验和修正预设加工的认知模型。

  关键词 语用推理, 非外显意义, 预设, 理性言语行为模型, 得体性, 触发标记, 共同背景

语言学研究

  经济性是语言交际过程的重要特征之一。说话者通常不明示交际双方已知并共享的信息, 而是使用一些语言标记来提示这些信息, 从而提升语言交际的经济性(Degen et al., 2020)。为此,语言学家 ( 特别是语用学家 ) 提出了 “ 预 设(presupposition)”这一概念, 用以区别不同层面的外显和非外显意义。预设是指以交际双方的共同背景(common ground; Stalnaker, 2002)为前提的、听话者根据特定语言标记(触发标记)及其限定的对象(计算内容)而推理出的非外显意义。共同背景指的是交际双方共享的知识或者信念。理解者可以通过语言共现(linguistic co-presence, 即给理解者呈现的语言材料)、视觉共现(visual co-presence,即给理解者呈现的视觉场景)、一般性的世界知识(world knowledge)/社群关系(community membership,即通过社群形成的共识)等三种方式, 来建立交际双方的共同背景(Clark & Marshall, 1981)。

  例如,“张明又触发标记发表了论文计算内容”中的“又”提示, 句子所描述的内容在过去已经发生过, 因此, “又”就是这个非外显意义的预设触发词或触发标记(trigger)。由于说话者不是外显地给出这种已知并共享的信息, 因此预设内容具有隐含性; 听话者需要推理出预设信息, 并将之与共同背景进行关联和比较。这就使得预设理解具有语境依赖性;在理解过程中, 听话者需要兼顾说话者和自己视角内的背景信息。研究者按照不同的语义范畴,将预设触发标记划分为定指范畴(如“这个”)、反预期范畴(如“连…都”)、叙实范畴(如“知道”)、状态改变范畴(如“停止”)、焦点范畴(如“仅”)、重复范畴(如“又”)等。不同语义范畴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所以预设的触发标记范畴类型很可能普遍存在于不同语言内 , 比 如 “这 个 ”和 “the”。

  计算内容(computational point, 如“论文”)是句子中的关键词或短语, 可以使听话者知晓说话者预设的内容。听话者从触发标记推理出相应的语义范畴,并期待随后出现的计算内容满足该语义范畴, 以实现语言的经济性。总之, “张明又发表了论文”引发了“在此之前, 张明发表过论文”的预设推论(即非外显意义)1, 而这种预设推论属于交际双方共同背景中的已知信息。

  以往语言哲学、语用学和心理语言学从不同维度探讨过预设问题。一方面, 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理论(探讨如何从语句中获得意义, meaning)认为, 预设、含义(implicature)、句子的规约意义(conventional meaning)及所述内容(what is said)或断言(assertion)共同构成了语言交流意义的四个层面(陈嘉映, 2003; Domaneschi, 2016)。其中, 句子的规约意义和所述内容(或断言)为说话者外显表达的意义, 一般不受语境的影响; 而预设和含义则为说话者没有外显表达的信息。预设与含义的区别在于, 前者是在特定语境下听话者可以推理出的交际双方已知和共享的信息; 后者是听话者推理出的未知信息(Domaneschi, 2016; 蒋晓鸣,周晓林, 2013)。

  另一方面, 语用学和心理语言学往往将预设的不同范畴放在不同的语用加工问题中(如定指、焦点、构式结构加工)进行研究, 这种做法使得研究者对预设加工难以形成整体性的认知。下文将梳理和整合有关预设的研究成果, 以期还原预设加工的整体面貌。当前有关语言交际的认知模型有一个尚待考虑的重要问题(魏在江, 2014; Schwarz, 2014), 即听话者的大脑如何从这些习惯化的、有限的语言标记中提取出说话者的预设(即“预设生成”), 并将预设整合到上下文语境(或世界知识)中(即“预设的得体性加工”2, presupposition felicity processing)。下文将阐述预设生成与得体性加工这两个认知阶段, 分析共同背景在两类语言标记(即触发标记和计算内容)上的作用; 本文还将根据预设加工的不同阶段, 分析触发标记范畴、共同背景与预设内容的关联度、不同类型的共同背景、以及被试参与动机的影响与作用。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进一步提出, 未来至少可以从计算模型、神经基础和个体差异等三个角度来探讨交际与语篇任务中预设理解的认知加工机制。

  1 预设的加工阶段

  以往有关预设加工过程的研究主要涉及焦点词(如 only)、构式结构(如汉语“连…都”结构)、特指词(如 the)、衔接词(如 again)等触发标记。这些预设触发标记从句法功能角度将上下文语境与当前语言材料联系起来, 以供理解者生成预设; 随后, 理解者将生成的预设与上下文语境进行关联,并更新两者之间的关系(即进行“得体性加工”)。其中涉及的重要问题是, 预设理解是如何受到上下文语境的制约?即理解者是按照默认方式(defaultprocessing, 即预设是默认状态下的推理结果, 会自发产生)进行预设加工?还是需要努力提取语言之外的语用信息来帮助理解?这些重要问题都提示我们, 有必要对预设的加工过程进行梳理。

  1.1 预设生成

  预设的生成是理解预设的前提步骤, 由触发标记及计算内容共同决定(Tiemann et al., 2011)。触发标记提醒理解者依据当前语境中出现的信息进行检索, 或者对语境中未出现的信息进行推理。触发标记也规定了交际情景是如何限定计算内容的 ( 这些过程被称为预设的触发机制 ,Tiemann et al., 2011, 实验一)。通常, 计算内容是触发标记所指向的对象(预设的对象可能是动作、人或事等), 但并不是预设生成的关键要素。在听到触发标记时(如“张明没有还清触发标记 …”), 理解者可能会根据上下文语境(“去年, 张明向李四借钱”)来主动预期计算内容(“李四的钱”), 以生成完整的预设。因此, 预设的生成会受到语境及个体知识背景等因素的影响 (Jiang & Zhou, 2020;Pickering & Garrod, 2007; Schneider et al., 2021)。换言之, 即使预设的计算内容没有在当前语言材料中展现, 理解者也可以根据相关的共同背景与触发标记来生成预设。由于共同背景和触发标记之间存在某种照应联系, 因此语境对触发标记的影响机制可能符合语言中句子成分依存关系的某些特性3(张亚旭 等, 2007; Wang & Schumacher,2013; Nieuwland & Martin, 2017; Coopmans &Nieuwland, 2020)。同样, 若触发标记位于计算内容之后, 预设生成也可能会发生在触发标记上。预设生成还可能会受到语序灵活性的影响。

  1.2 预设内容的核证与得体性加工

  在预设生成后, 理解者需要在计算内容上核证生成的预设与语境(或共同背景)之间的关系。若话语中触发标记的位置在计算内容之后, 理解者则会在触发标记上核证这种关系。预设内容的核证阶段即是预设得体性加工, 它是指在触发标记与计算内容共同生成完整预设时, 理解者将连接生成的预设与上下文语境, 并更新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过程(Schwarz, 2016)。根据预设内容与共同背景之间的匹配关系, 研究者将预设得体性分为预设满足和预设违反两种水平。

  2 共同背景在预设加工中的作用

  在明晰预设加工的两个阶段后, 本文此处关注预设加工的核心因素:共同背景。尚不清楚的是, 共同背景在什么时候起作用?是影响触发标记加工, 还是影响计算内容加工?一种观点认为,共同背景对预设加工阶段的影响始于触发标记(Schwarz, 2014)。相关研究对比了不同预设句(预设满足句、预设违反句、预设调补句)和断言句在触发标记上的加工差异。断言句是指用于表达个人知识、观点、主张、态度的句子, 它没有外显触发标记, 且承载的信息为新信息(如“一个非定指词小伙子在喝茶”)。预设句则需要依赖触发标记与计算内容, 它有明确的外显触发标记, 且承载的信息为旧信息(如“这个定指词小伙子在喝茶”), 同时还受制于上文语境或者共同背景。另一种观点则认 为 , 共同背景在完整的预设生成时起作用(Domaneschi et al., 2018)。

  一些研究因此比较了不同预设句(预设满足句、预设违反句、预设调补句)和断言句在计算内容上的加工差异。两种观点的核心争论在于, 共同背景起作用的时间是在完整预设生成之前, 还是生成之时。

  2.1 共同背景对预设加工的影响

  或始于触发标记触发标记是预设生成的核心要素, 可以引发语义预设(由词语诱发的语义信息)。为探讨共同背景是否在触发标记上施加影响, 研究者将预设句与具有相似意义的断言句进行对比。早期的研究者让两批被试分别阅读包含定指词(the 触发标记)或非定指词(a 非触发标记)的文本, 结果发现, 被试阅读带有定指词文本的时间较短。这似乎表明, 相比预设满足句 , 加工断言句需要更多的认知努力(Murphy, 1984)。在加工带有定指词的文本时, 理解者只需要提取以往信息的相关内容, 而加工含有非定指词的文本时, 则需要建立新的心理表征。因此, 预设的生成可能促进了理解者对句子整体的阅读理解(Schneider et al., 2020; Schneider& Janczyk, 2020)。

  但在 Murphy (1984)研究中, 两种条件之间的差异还可能由关键句的语义信息不匹配造成。近期的研究(如 Schneider et al., 2019)采用鼠标追踪范式(mouse-tracking paradigm)4, 探讨了共同背景如何影响含有定指词语句与含有非定指词语句的加工代价。在鼠标追踪范式中, 理解者在看到语句(定指句或非定指句)的同时, 需要把鼠标移动到备选图片区域(在这个实验中, 共同背景通过视觉图片来呈现)。结果发现, 相比定指词条件, 非定指词条件的鼠标移动时间更长,表明非定指词条件的加工代价更高。但该研究没有报告理解者在每个词语上的鼠标移动时间, 无法揭示共同背景在触发标记上的即时效应。

  研究者进一步采用“视觉情景范式” (visualworld paradigm)和眼球追踪技术, 考察重复范畴预设(“again”)与断言(“twice”)在即时加工过程中的差异(Schwarz, 2014)。视觉阵列中呈现两种图片类型, 分别为目标图片(如, 周一“打高尔夫球”,周二“踢足球”, 周四“打高尔夫球”)和竞争图片(如, 周一和周二均“打排球”, 周四“打高尔夫球”)。理解者看完屏幕上同时呈现的两种图片后,首先听语境句(“Some of these children went toplay golf on Monday, and some to play volleyball.”),接着听预设句(“John went to play golf (i) again 触发标记later on...”)或者断言句(“John went to play golf (ii)twice this week...”) 。

  结果发现 , 从 “again” 或“twice”呈现 200 ms 后(200~400 ms), 理解者在目标图片上的注视比例显著高于竞争图片; 这是因为“again”或“twice”引发的语义信息与竞争图片呈现的信息不一致。这表明, 共同背景(即视觉图片中是否包含预设满足的共同背景)在预设触发标记上的作用即时。但两种句子(预设句和断言句)之间的注视比例差异不显著, 这与之前的研究结论相左(Tiemann et al., 2011), 可能是由于两个实验设计的差异。当前研究中, 无论是加工“again”还是加工“twice”, 被试对事件数量进行计算的结果都相同。因此, 在严格控制预设句与断言句的语义关系之后, 预设句与断言句加工因为某些情况下关键词之间的语义相似性, 可能表现出相同的认知过程。

  总之, 来自不同实验的结果表明, 共同背景在预设触发标记上的作用即时发生。但预设触发标记与非触发标记的加工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有研究发现, 触发标记比非触发标记加工更容易(Murphy, 1984; Schneideret al., 2019); 另外一些研究发现, 触发标记比非触发标记的加工难度更高(Tiemann et al., 2011);还有研究认为, 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Schwarz,2014)。仔细分析各项研究, 可以发现, 结论的不一致有可能是因为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句子类型。比如, Murphy (1984)采用的是预设满足句, 即语境中提供的共同背景与生成的预设匹配; 而Tiemann 等(2011)采用的是预设违反句, 即语境中提供的共同背景与生成的预设不匹配。此时, 理解者需要处理共同背景与生成预设之间的不一致;而在断言句中, 理解者需要将断言句中的新信息整合至已有的心理模型中。

  相应的实验结果表明,预设满足句中的共同背景促进触发标记的加工,而预设违反句中的共同背景阻碍触发标记的加工。相比前面的研究, Schwarz (2014)进一步控制了预设句中的触发标记与断言句的非触发标记的语义一致性。结果发现, 共同背景不能区分触发标记与非触发标记的加工。未来需要设计更加精巧的实验, 来回答预设句与断言句的加工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2.2 共同背景对预设内容的核证过程影响

  体现在计算内容上在预设生成时, 理解者需要在计算内容上对预设内容进行核证(如前所述, 主要包括连接和更新两个阶段)。一些研究比较了预设违反句和断言句、预设调补句和断言句, 以及预设满足句和预设调补句在计算内容上的加工差异。例如, Clifton(2013)采用自定步速逐词阅读任务, 考察预设违反句与断言句的加工差异。被试的任务是分屏阅读句子 (如 “In the kitchen, /Jason checked out/[the/a]触发标记/非触发标记 stove 计算内容/ very carefully.”),之后完成干扰任务(简单的数学加减任务), 再回答相关问题(如“Jason was checking out somethingthat he could cook with /that he could clean with.”)。

  虽然在触发标记与计算内容这一屏上, 定指词(thestove)与非定指词(a stove)的阅读时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但在计算内容后一屏短语(very carefully)上,当语境中出现单个指称物时, 含有定指词条件(预设)比含有非定指词条件(断言)的阅读时间更快;当语境中出现多个指称物时, 含有定指词条件相比含有非定指词条件的阅读时间更慢, 这可能是因为被试需要从多个指称物中进行解歧。这种效应的延迟现象, 即在关键词后一屏观察到效应,经常出现在自定步速阅读实验中(Mitchell, 2004)。由于没有分别记录“the/a”和“stove”的阅读时间,研究者难以确定语境施加的影响是表现在在触发标记上, 还是在计算内容上。

  3 预设认知加工过程的影响因素

  预设加工的不同阶段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 在预设生成和得体性加工这两个阶段, 不同范畴的预设触发标记施加的影响可能不同; 在预设得体性加工阶段, 预设与共同背景信息之间的语义关联程度可能调节预设得体性的加工; 不同类型的共同背景可能导致理解者使用不同的加工机制来处理预设; 在人际互动过程中, 被试参与实验任务的动机可能会调节预设加工的深度,如此等等。

  3.1 触发标记范畴预设的生成与得体性的加工均受制于触发标记。预设触发标记范畴的划分在语用学/语义学上一直存在争议(Abusch, 2010; Domaneschi et al.,2014; Glanzberg, 2005)。语言学家往往按预设触发标记的语义范畴(如定指范畴、叙实范畴和重复范畴等), 或者按照触发标记的形态凸显度来分类。比如, 有些词通常以附属标记的形式与实词共同出现(如“还清”中的“清”), 这类标记必须与动词一起来触发预设; 而另一些词(如“又”)可以以词汇形式单独出现, 独立触发预设。Abusch (2010)根据预设生成是否对语境敏感, 将触发标记区分为软预设触发标记(soft presupposition trigger, 如“Tom continues 触发标记 to go to school.”)和硬预设触发标记(hard presupposition trigger, 如“Tom waslate again 触发标记.”)。

  两者的差异在于预设生成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语境; 相比硬触发标记, 软触发标记更加依赖语境。Glanzberg (2005)根据预设匹配失败后, 理解者是否有必要调补, 将触发标记分为弱预设触发标记(weak trigger, 如“John solvedthe problem too 触发标记.”)和强预设触发标记(strongtrigger, 如“John regrets 触发标记 voting for Bush.”)。当判断预设与语境的整合关系为不得体时, 由弱触发标记诱发的预设句, 理解者可以选择是否调补; 由强触发标记诱发的预设句, 理解者必须进行调补。强弱标记可能反映了预设内容在灵活性和必要性上的差异。

  3.2不同类型的共同背景

  前文主要关注了共同背景在触发标记和计算内容上的即时性加工(见第 2 部分), 分析了共同背景与预设的语义关联度如何调节预设的得体性加工(见第 3.2 部分)。在本节中, 我们阐述不同共同背景类型在预设加工过程中的作用。预设理解对共同背景类型具有高度依赖性。过去的研究在不同实验中操作了三种共同背景类型, 比如语言共现(Domaneschi & Paola, 2018;Burkhardt, 2006)、视觉共现(Schwarz, 2014; Schneideret al., 2019), 以及世界知识/社群关系(Jiang et al.,2013; Zang et al., 2019)。语言共现是指听话者从给定的语言材料中获取与当前任务相关的背景信息; 视觉共现是指听话者从对话场景中的视觉信息获取与当前任务相关的背景信息。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听话者获取背景信息的来源和方式(Galati & Brennan, 2021)。

  在实验任务中, 对于语言共现和视觉共现, 听话者一般是从短时记忆或者工作记忆中提取背景信息; 世界知识或者社群关系则是指听话者从长时记忆中提取相关的背景信息。因此, 前两者与后一类的主要区别在于背景信息在大脑中保持时间的长短(van Moort et al.,2020; van Moort et al., 2018, 2021)。例如, Jiang 等(2013)对汉语中“连(A)…都(B)”结构携带的预设进行考察。该结构引发的预设为:根据个人的世界知识, A 实施 B 的可能性较低。结果发现, 预设违反(“*连这么大的声音章宏都能听清楚, 太敏锐了”)较预设满足(“连这么小的声音章宏都触发标记能听清楚, 太敏锐了”)在关键词“听清楚”上诱发了更大的 N400 波幅(350~450 ms)和更大的晚期负活动(550~800 ms)。N400 效应说明, 在预设违反条件下, 语境中的高可能性事件和“连…都”结构触发的预设在整合时会产生较大的困难。晚期负活动可能反映, 理解者基于“连…都”结构的预设,对事件的合理性进行重新调整或推理(如, 认为章宏可能听力本来就不好)。

  4 研究展望

  基于以往研究对预设加工过程与其背后关键性因素的探讨, 未来研究可以(1)基于已有计算模型(如基于贝叶斯的理性言语行为模型)对预设使用者与理解者双方的心理过程进行量化建模, (2)揭示预设加工的神经基础, 以及(3)以特殊人群为研究对象, 检验和修正预设加工的认知模型等方面继续探讨。

  4.1 基于预设理解的计算

  建模传统实验设计通常根据语言理解或产生的结果, 来推理交际双方的认知过程(如视角采择),而贝叶斯模型在量化说话者或听话者的心理模拟过程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理性言语行为模型(rational speech act model)认为, 在交际过程中,说话者与听话者均秉承合作原则传递言语中的预设, 即说话者在产出预设时, 需要考虑双方的共同背景, 并推理听话者能否通过触发标记解码预设内容; 听话者在理解说话者的预设时, 会主动识别触发标记, 并据此推理说话者的预设目的(Degen et al., 2020; Frank & Goodman, 2012; Mi etal., 2021)。基于贝叶斯的理性言语行为模型可以对交际双方的认知过程变化进行预测和计算建模。贝叶斯模型还能综合考虑个体在实验以外形成的知识经验等因素(Holler & Levinson, 2019;蒋晓鸣, 2020), 实施认知计算。

  因此, 相比传统实验设计, 贝叶斯模型可以解释更多的数据变异。以听话者理解模型为例, 在预设理解的贝叶斯计算建模过程中, 研究者需要确定先验概率、似然比及后验概率的心理意义或者心理过程。先验概率 P (S)是听话者进行交流之前的、受个体经验影响的预设使用概率或预设在共同背景中的凸显概率; 似然比 P (D|S)是理性言语行为模型的核心, 在假定说话者秉承合作原则的条件下, 听话者模拟说话者产出预设的心理过程, 即说话者为传递预设而选择某些预设触发标记及计算内容的概率; 后验概率 P (S|D)可以视为听话者接收到说话者的语言材料时, 成功恢复说话者试图传递预设的概率(Frank & Goodman, 2012)。相比先验概率, 似然比可能受到个体语用能力(或观点采择能力)的影响。例如, 低观点采择能力与高观点采择能力的个体在模拟说话者产出预设过程的程度上存在差异(Franke & Degen, 2016)。个体的工作记忆更新能力(Yang et al., 2018; Yang et al., 2020;Zhang et al., 2021)、言语和非言语推理能力亦会影响似然比。未来研究可根据基于贝叶斯的理性言语行为模型, 来探讨预设加工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以往研究主要以健康被试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预设加工的认知过程; 但以特殊人群(如自闭症人群)为研究对象, 亦能帮助研究者检验并修正预设加工过程的模型。有关哪些个体差异因素能够预测不同人群预设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 还需要基于健康人群建立预设认知模型, 并在特殊人群中检验其预测的有效性。一些研究发现, 在控制一般语言能力和非语言智力后, 自闭症儿童在理解带预设触发标记的问题方面比正常儿童表现更差。组别与触发标记范畴之间没有交互作用。该结果提示, 自闭症儿童在理解预设问题时的困难可能表现出不同触发标记范畴间的普遍性(Cheung et al., 2017; Cheung et al., 2020)。

  由于缺乏断言条件的控制组, 也没有记录反应时, 我们无法确定, 以往研究中两组被试在预设理解问题上的差异体现在生成阶段, 还是核证阶段?这种差异是反映了语篇连接过程, 还是语篇更新过程(An et al., 2020)?此外, 自闭症谱系障碍在加工预设时可能受到自闭谱系商数量表的子维度(如,注意细节、注意切换、想象、社交技巧以及交流)的影响。根据自闭症的特点, 我们预测:在语篇阅读任务中, “注意细节”的特质可能会造成自闭症儿童在语篇连接和更新阶段不同于正常儿童;在交际互动任务中, 自闭症儿童在利用他人视角理解预设信息时的表现可能不如正常儿童。未来研究可以将基于健康人群数据建立的个体差异预测模型用在特殊人群数据上, 开展检验, 以修正健康人群中得到的模型。

  参考文献:

  陈嘉映. (2003). 语言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蒋晓鸣. (2020). 文化互鉴视角下非言语表情的嗓音编码和解码.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1(1), 116–124.

  蒋晓鸣, 周晓林. (2013). 语用等级含义加工的脑与认知机制. 语言学研究, (2), 32–42.隋雪, 史汉文, 李雨桐. (2021).

  语言加工过程中的观点采择及其认知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9(6), 990–999.魏在江. (2014). 语用预设的认知语用研究.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张亚旭, 蒋晓鸣, 黄永静. (2007).

  言语工作记忆, 句子理解与句法依存关系加工. 心理科学进展, 15(01), 22–28.Abusch, 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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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rehensionof presuppositions in school-age Cantonese-speaking childrenwith and withou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Clinical Linguistics& Phonetics, 31(7-9), 557–572.

  作者:杨 琪 1 蒋晓鸣 2 周晓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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