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技术的勃兴催生了数字与资本联盟以追求最大化价值增殖的数字资本的最新资本形态。时间是资本的内核和根基，与传统资本对时间的支配控制以及价值增殖对时间压缩的内在诉求一致，数 字 资 本也将时间原子纳入自身运动和增殖积累的系统图式之内，引致了时间商 品 化、劳动溢时化和产消即时化的时间变构，时间变构和时间规训构成了数字资本价值增殖的动能机制，彰显了数字资本价值增殖的数字效率和时间逻辑，同时也带来了隐而不显的时间异化后果。
关键词：时间变构;时间规训;数字资本;价值增殖;异化后果
“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时间。”[1](P122)时 间既 是我 们 的生 存和 生 产方 式，也 是我 们的生 活和 发展空间，更是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导向模式。现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革命的孕育和勃兴，打破和解构了传统社会的时间量表、时间模型和时间观念，将人们普遍置于瞬息万变的虚拟化、数字化和即时化时间紧迫的境地，时间成为数字技术社会中数字资本运动和价值增殖的内核和关键。在数字技术变革的影响下，时间的社会关系结构是如何变化的?数字资本是如何在数字技术背景下实现时间确权和实行时间规训的?数字资本作为新的资本样态有哪些新的时间特征?在新的时间特征和时间构境下，数字资本运动和积累增殖的后果有哪些?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既关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典理论在场，也 关 涉 数 字资 本主 义 批判 向何 处去的 重大 实践方向。本文在理论和现实的巨大张力中厘定时间变构与数字资本的内在关联，以求探明数字资本的时间面向和数字资本增殖的时间异化后果。
一、数字资本的时间确权“时间就是权力，这对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是正确的。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1](P120)时间的权力特质和逻辑指向使得资本意欲确立自身的全面统治，就必须将时间纳入自身体系之中并对其进行支配和操控。反过来，聚焦时间结构和透视时间体系，才能在动态化的技术变革和时间演化中，洞明资本运动过程的逻辑和通达资本权力运作的本质。
(一)资本对时间的支配和确权
对资本与时间关联的研究探讨，是以商品、技术、机器、分工等为关联变量，并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布展和整体性社会变革而开展的。在人们普遍感到数字化革命所带来的数字化加速体验时，加拿大左翼加速主义的代表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首先重释了马克思主义加速主义概念，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加速主义策略。德国社会学家罗萨率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引致的社会时间结构的变构和加速逻辑进行了解码，对时间加速导致的新异化后果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国内学者吴国盛较早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架构和时间表征，对资本与时间的分配计算和垄断权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诊断和剖析。仰海峰指认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逻辑与时间规划的同构化。白刚从时间维度指出数字资本逻辑最大化和最极端操控时间的可能性。蓝江从数据、时间、交往、治理等多角度解析了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和数字异化后果。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
第一，资本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先验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循环模式，使时间成为由资本规划、计算、转译和操控的原子要素。
第二，数字资本是数字技术和 “一般数据”的资本化和价值增殖化，它的前提是数字技术和 “一般数据”的资本独占，它的增殖逻辑是资本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化处理系统，无偿攫取和占据普通数字用户和数字劳动者产生的 “一般数据”，即在数字资本关系的统摄下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即吞噬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实现数字资本的扩大增殖。数据要素是数字资本的具体物化样态，而数字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借助数字技术进行价值增殖的剥削性关系和社会权力结构。
第三，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劳动时间 依 然是 “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2](P101)，数字资 本要实现价值增殖依然要靠隐匿地 “盗窃他人 的 劳动 时间”[2](P101)，因 此，对 数字 资本 至关重 要的 时间逻辑和时间趋势是 “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2](P101)。理解数字资本的时间逻辑，首先要厘清作为一般形态的资本与时间的关系。资本的出现开启了生产过程的崭新时代，与农业时期散漫化和自由化的生产相比，工业文明时期的工业生产和工厂制度是纪律严明且分秒必争的，工厂生产对时间的精确化量度和精准性计算将人们带入由时钟监督和鞭策的计算化的时间情景之中，这种情景的前奏是商品的普遍化。
进言之，是以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2](P101)为必要前提的。在以交换价值为目 的 的 普 遍化 的 商 品 交易中，具 有不同质的 使 用价值的商品要能够相互比较即转化为量的关系和比例，就必须撇开使用价值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等一切可以感知到的不同质的有用性和特殊性，经由商品交换的工序和蒸馏器， “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 的 人 类 劳动，抽象 人 类 劳 动”[3](P51)。抽象人类劳动构成了商品的价值实体，成为商品去质性化的量化尺度，它由 “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3](P51)。
因此， “时间被赋予价值”[1](P123)， “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使物化时间的意义得以呈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4]。在物化时间的崭新地平上，“一切向钱看”和 “时间就是金钱”成为新的商品化世界最精准的缩略语，因为 “确实，时间已经成了经济运作中精心安排和精密计算的对象，它是一种货币形式。……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出卖自己的时间而获取报酬，所有的报酬都标明时间量，一小时、一天、一周或一个月、一年”[1](P124)。因此，对于资本和资本增殖而言，所有异质性的要素都被换算为平均化的时间，时间就是一切，“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5](P187)。马克思以时间为切入点，揭示了资本或剩余价值生产的时间隐秘。首先，资本和资本增殖的前提和基础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形成是由于劳动者失去了开展劳动所依赖的一切生产资料，资本的先占和独有优势劫夺了雇佣劳动者真正自由劳动的时间，对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和当事人而言， “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 被 迫出卖劳 动 力的 时 间”[3](P349)。
其 次，资 本的价值增 殖 “来 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3](P230)。因 此，价 值增 殖必 须 超过 补偿 劳动力 付出 的时间节点并延长一定的劳动时间。在延长的劳 动 时 间 里，资本实现扣除补偿劳动力成本之外的价值增殖。任何劳动当然首先是特殊形式的劳动，劳动固然有其特殊的规定性和有用性，但是在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并不是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而是劳动作为 “一般的抽象的社会劳动”，是劳动的单纯的量在时间上的持续。再 次， “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3](P281)，因 此，时间就是利润的空间，为了争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无论是绝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还是相对增大剩余劳动时间对必要劳动时间的配比关系，最后都落脚于对时间的榨取和争夺。最后，在资本的循环流通中 G—W…P…W′—G′，时空分异本质上是确立了时间对空间的优先性，质言之，空间只是作为时间的变量条件，时间是资本循环流通的首要考虑选项。
(二)数字资本的本质及其时间诉求
数字资本是网络信息技术条件下资本发展的重大变革和最新样态，数字资本的形成和运转以私有制为前提，其所追求的目的仍然是无止境的价值增殖。因此，与传统的资本形式相比，数字资本之为资本的支配地位和宰制权力没有变，数字资本之为资本的关系本质和增殖内芯没有变。虽然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共谋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了 “从物质性的生产的支配地位到非物质性的生产的技术 (数字)霸权的转变”[6]，但是，这种生产和支配方式的转变不仅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与时间的关系，相反，由于数字技术、网络平台和数字劳动等新的劳动方式和媒介作用，时间在数字化网络信息时代对于数字资本的作用和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和显著。
第一，时间价值在数字资本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一方面，与传统社会一样，数字资本时代商品交换依然遵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裁定的价值标准，节约或节省生产时间就能直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因此，在数字资本家眼中，时间就是数字资本利润的原子或利润本身，是数字资本价值增殖的首要原因。数字资本经济本质上是时间经济，谁垄断和占有更多的时间，谁就占有和垄断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随着商品生产的非物质化和商品消费的符码化，时间作为崇高价值标准的作用更加凸显。数字资本家甚至认为，他们 “从他们的雇员那里买下的是 ‘时间’本身，而不再是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7](P191)。时间成为旋转轴和指挥棒，成了监督 和驱使 人们 不 断填 充 时 间和 运用时 间的 无形皮鞭，驱使人们调整自己的时间安排和改变自己的时间策略，以便利和服务于数字资本增殖。
另一方面，与传统社会相异，万物互联时代的高度信息化、智能化和平台化建构了同步化劳动和即时化生产，“催生出了基于网络化大协作、智能化大匹配、平台化大集成的新的数字化社会大生产形式，极大地提升了数字社会生产效率，为数字资本以更大规模、更高效率攫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更发达的生产力手段”[8]。
第二，数字 资本比 以 往任 何时 候 都加 强了 对 时间 的 控 制。在数字资本的支配下，“几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它 们的 目的 都 是 为 了克 服慢，提高速度。家庭日用器械、通信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如此，那些能够在小数秒的时间内完成用人工几代人才能完成的运算的计算机也是如此，能量产出装置和军事装备无不如此。速度是到处受到尊崇的新的上帝”[1](P123-124)。数字资本对时间的精准化控制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平台实现的。
一 方 面，网络通讯工具相比一般的交通运输工具，更能克服时空的分离和实现时间对空间的消灭，在即时性的网络视讯和网络化的虚拟空间中，不仅能够实现非接触的、实时的、面对面的劳动分配和任务分解，从而减轻和消除地域分隔给数字资本带来的时间损耗和效率损失，而且它还能够通过创造多个平行时空进行社会场所重组，从而加速数字资本循环周转。
另一方面，大数据平台使人们被数据刺穿并沦为一连串的数据代码和符号，在表面上游离的、碎片化和自由化的网络时间里，平台运用算法治理技术实时地、精准地、分毫不差地记录、采集和监控每个数据人的浏览痕迹、行为特征和选择偏好，以此剖绘数据人的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信息推送和商品推介。这一开敞式的全景治理隐匿地实现了数字资本治理和增殖的多重目的。第三，时间提升加速成为数字资本价值增殖最重要的要素。数字资本是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而且是通过生产运动和流通运动的双重形式实现价值增殖的运动价值。资本要在运动中增殖，就必须保持周而复始的不断循环周转和再生产。同样地，数字资本要实现价值增殖，也必须保持反复不断的周转。对于同一数量的数字资本而言，如果每次数字资本周转带来的剩余价值是一定的，那么数字资本周转的速度越快，在一定时间内带来的剩余价值总量也就越多。
可见，时间和速度是影响数字资本周转和剩余价值的关键因素。此外，数字生产资本的数字固定资本和数字流动资本的构成也是影响周转和价值增殖的另一关键因素。数字生产资本具有高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资本的高垄断门槛，因而使 其 能 够 在本 领 域内 制订 “伪-普遍 性的标准”[9](P14)，从而获取数字化租金和高额垄断利润。而对于数字资本的两部分构成而言，数字固定资本作为沉没成本，只在数字生产开展前作为重要的考量价值，数字生产一经展开，作为 “已然”和不可更改事实的数字固定资本便不在考虑范围，而数字流动资本则是影响边际生产成本和数字资本未来收益的关键变量。已经产出的数字商品具有海量全体性、开放共享性和重复利用性等特征，数字商品可以实现交换流通的同时性和经营售卖的重复性，因而能够实现价值和价值增殖的双倍增和双加速，合流创造和实现更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二、数字资本的时间变构
由于社会时间遵循资本逻辑，因此资本的出场和形态变化必然要求重新定义时间观念和规划时间图景，数字资本也不例外，要根据自身价值增殖的内在诉求改变时间的社会结构，重新设计时间安排和进行时间规训。
(一)时间商品化数字资本时代时间商品化的条件和表征在于：
第一，时间具有商品的二因素，并且在时间的商品体中，使用价值服从于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具有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的优先性和绝对性。在商品化和数字资本的专控下，时间 “和这一生产系统范围中一切被生产出来或可资利用的财富一样隶属于同一法则：私有或公共财产的法则，占有的法则，被拥有且可让与的、异化了的或自由的客体的法则，而这种客体和根据这一系统模式生产出来的一切物品一样 从属于交换价值的物化抽象”[10](P147)。时间商品化的实质是时间的客体凝固化或时间的物态抽象化。
第二，在数字资本的秩序和计算程式中，时间和金钱一样，“都是交换价值体系的同一种表达方式”[10](P151)。而且，时间还具有了一般等价物的某种特征，表现为 “作为 时 间计算 的物 品，它 能 够而 且应 该与任 何其 他商品(尤其是金钱)进行交换”[10](P149)。因此，时间商品化之 “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生命”的类比是数字资本最深刻、最全面的现实描绘和真实写照，也是置身于数字社会对时间进行分析的基础。时间的有限性和稀缺性使得数字资本对时间财富的需求成为最大的需求。让·鲍德里 亚认 为“仅仅对这种财富的需求就几乎相当于对其他任何财富需求之总和”[10](P146)。
因而，数字资本要追求最大限度的价值增殖也必然要紧紧抓住时间这一最有潜力的生金因子。达拉斯·斯麦兹[11](P17-40)提出的 “受众商品”即从时间商品化的角度揭示了数字资本增殖的隐秘，他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实现了对稀缺时间的最大化侵占，睡眠时间以外都是工作时间， “无休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常态。即便是工作之余的休闲娱乐时间实质也是为广告商无偿生产和贡献的 “受 众 时 间” (即 “工 作 时间”)。“受众时间”履行为商品进行营销和加速交换消费流通过程的职能，因而为数字资本增殖提供了时间源泉。苏特·加利等[12]对达拉斯·斯麦兹的 “受众 商 品 论”进 行了 修正 和补充。他 们在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的过程中，发现了 “受众劳动”必然被裹挟进数字资本积累和增殖逻辑之中的奥秘，并指出媒体与受 众 之 间 是雇 佣 关 系。
受众 出 卖给 媒体 的 是他 的 “观看 力”，这种 “观 看 力”就是数字资本时代的 “劳动力”，“劳动时间”即为 “观看时间”，媒体售卖给广告商的就是受众的“观看时间”。“观看时间”分为观看电视节目的 “必要观看时间”和观看广告的 “剩余观看时间”，数字资本要追逐和实现利润势必要最小化 “必要观看时间”和最大化 “剩余观看时间”。为此，绝对延长总观看时间或在总观看时间不变的前提下缩小 “必要观看时间”/ “剩余观看时间”的比率就成为数字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方案。可见， “可切分的、抽象的、被计时的时间”与交换价值系统是同质的，“其中不仅包括它们商业价值计算中的劳动时间，而且包括休闲时间”[10](P149)，全部都是数字资本增殖的源泉。因而，将所有人都打造成为为数字资本增殖贡献力量的数字劳工，并吸纳数字劳工的全部时间就成为数字资本变构时间结构的必然逻辑，劳动溢时化应运而生。
(二)劳动溢时化
劳动溢时化是指在劳动体制的灵活化、劳动布局的分散化、劳动过程的弹性化、劳动模式的多元化、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化以及劳动力控制的合理化等多维合力的助推下所形成的自由时间缺乏和劳动时间漫溢。劳动时间漫溢是保障数字资本灵活积累的又一关键。相对于数字资本价值增殖而言，劳动力数量总是表现得供过于求，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因此成为造成劳动时间通胀和过度劳动的因素。
第一，劳 动体 制的 灵 活性 充 溢了 劳动力市场。后 福 特 时期，资本增殖受限引来了劳动体制的重构，形成了从中心到外围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处于劳动力市场核心的劳动者是具有 “全日工作时间”和 “永久身份”的稳定群体，享有良好的晋级升职机会、随时随地的技能培训、全面周到的养老保险和其他附加的权益保障。这个稳定的群体由于不能满足数字资本的灵活积累而在不断减少收缩。处于劳动力市场外围的劳动者是不具有 “全日工作时间”和 “永久身份”的边缘群体，包括 “办事员、秘书、日常的和次要的熟练手工工作”等高周转劳动力和 “非全日的、不定期的、固定条件的合同工作人员，临时的、转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贴资助的受训人员”[13](P196)等很快能够交 易 得 到 并随时可 以 不花 任何 成 本代 价而 解 雇的高 流 动 劳 动 力。
第 二，劳动布局的分散化拓展了劳动力市场。在数字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助力下，劳动任务的即时性分解和同步化完工无形中增加了不同区域、国家以及全球范围劳动力竞争的数量，大量底层劳动者之间出现了内卷化竞争，反噬和消解了劳动者日益改善的劳动条件、劳动环境和劳动待遇。第三，劳动过程的弹性化延异了劳动力市场。对传统资本形式而言，轮班制即 “把工作日延长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长到夜间，只是 一种缓和 的 办法，只能大致满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3](P297)。这种对最大化膨胀时间的嗜欲和最大化占有时间的内在驱动在数字时代成为现实。数字网络技术的兴起消解了传统固定化的 “生产时 间” 与 “消 费 时 间” 的 边 界， “观 看 即 劳 动” 表 明 “消费的时间即是生产的时间”[10](P151)。
除此之外，数字资本最大化增殖还消弭了死板机械化的 “工作时间”与 “非工作时间”的界限，打造了数字资本新的时间模态。新的时间模态不仅打通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而且把人们用来审美和休闲的闲暇时间全部置换为工作时间。这种置换不是赤裸的、暴力的强制置换，而是隐匿的、以机动性和灵动性之名实现的置换。初衷显现了结果，最终 “工作时间”相较于 “非工作时间”大幅度增加了。在数字资本的规约和导引下，“‘自由’时间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只可能存在着受制约的时间”[10](P151)。或者说自由时间和受束缚的时间在结构和逻辑上都是一致的。自由时间的意义仅仅在于为数字资本工作的 “时间恢复”和最大化延长， “时间只有作为物品、作为每个人都能 ‘随心所欲地’用于 ‘投资’的由年、时、日、周构成的计时资本才能得到 ‘解放’。既然它的计时要受到总体性抽象即生产系统的抽象的支配，因此事实上它已经不再 ‘自由’了”[10](P147)。
三、数字资本的时间规训及其异化表征
数字资本以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便捷的时间效率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创造了大量的 “自由时间”，但同时，数字资本依然建立在 “旧的生产关系”之上，因而其生产仍立基在资本与劳动时间分立和时间落差的基础上。 “自由时间”并不是全体的“自由时间”，而是数字资本和数字资本家的 “自由时间”，时间剥夺和时间侵占在更广泛的范围以更大的强度推延开来，形成了时间集成、时间加速和时间驯化的时间特征，造成了数字资本价值独揽、风险加码和意识屈从的消极异化后果。
资本论文范例：环境不确定性、产融结合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四、余 论
资本是时间集约型经济，时间是资本价值增殖的要素源泉，节约工人的自由时间以便延长为资本增殖进行生产的劳动时间是资本本质的内在诉求。在机器大工业时期，由于机器体系的应用不仅对人们进行了严格的时间规定和纪律养成，而且由于机器相比工人在时间上的节省性、精准性和连续性，使得资本借机器生产之力达到了对工人劳动时间的逼迫和控制，以及对劳动以外的时间的无偿剥夺和占有。资本 “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3](P454)。资本对劳动时间的依赖，使任何缩短劳动时间的工具和手段，最终都转化为 “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3](P469)。
延长劳动时间限度、增加劳动耗能强度和提升劳动时间 密度，正体现 了资本对劳动时间的节奏改写和重新划定。技术是时间的自变量，时间是技术的因变量，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跃迁和进阶必然引发时间结构和时间量度的变动。数字资本借数字技术的东风实现了更加高级、更加全面和更无法抗拒的时间支配、时间控制和时间规训。时间商品化、劳动溢时化和生产即时化的时间变构使数字资本最大化自身的时间版图，同时也深化了对劳动者的时间剥夺。数字资本为自我增殖最大化地节约了时间，却为一种最根本的固定资本即人自身最大化地浪费了自由时间。因此，从长远而根本的立场出发，要改变时间规划和实现新的时间变构，就需要放大数字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向功能，打造包容型的数字生产模型，同时规约和消除数字资本宰制生命时间的消极异化后果，从而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和自由时间，促进和释放人的解放的自由时间和自由潜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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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6]白刚.数字资本主义：“证伪”了《资本论》?[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7][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吴欢.数字资本论析：结构特征与运动路径[J].经济学家，2021(3).
作者：姜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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