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社会价值探究

　　摘 要: 延安时期木刻版画放在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其对抗日战争、民族解放、社会文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主要源于延安木刻版画艺术的民族性、革命性和群众性，以及木刻版画创作选材的特殊性和版画艺术群体的专业性。与此同时，延安时期木刻版画也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对于传播革命思想、动员广大群众、营造社会风尚、弘扬优秀传统、提升人民审美素养等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所蕴含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依然对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 延安时期; 木刻版画; 社会价值

　　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是中国，同时中国的木刻起源也很早，中国传统木刻始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从现在考证和发现的大量史料来看，呈现得如门神、唐朝的佛像、年画、竹简等都是“复制木刻”，当时画、刻、印三者是分开的，由不同的工序和人来完成，用来复制原作印刷和传播。14 世纪初，由于航海等技术的发展，国家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中国的木刻随着其他商品贸易的发展，也传入了欧洲。到 19 世纪中期，欧洲的“创作木刻”蓬勃发展，木刻由画、刻、印三者分离转变为画、刻、印为一体，全由作者一人完成，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美术画种，木刻家用版画来检视当时的社会现象，如版画家米勒、杜米埃、多雷、高更等。而在中国，由于新印刷术传入、社会动荡不安、生产力的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不高等因素，使得木刻逐渐衰落。

　　到了20 世纪 30 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揭开了木刻版画参与社会变革的序幕，让木刻版画成为了极具攻击力的武器，因为木刻的可复制性和视觉表现力，它与文字相比，更具有传播革命思想的便利优势，能够唤醒国民。特别是鲁迅先生的文艺思想和革命思潮，积极地推动了木刻版画的发展。美国爱泼斯坦曾说: “历史上没有一种艺术比中国新兴木刻更接近于人民的斗争意识和方向，它的伟大之处由于它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武器而存在。”[1]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因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的变化，更加凸显了它的战斗性、人民性和时代性等，创作内容和题材与社会息息相关，且它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为此，研究它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是十分必要的，可以为新时代木刻版画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生命力和支撑力。

　　一、社会价值: 延安时期木刻版画作品的首要价值

　　木刻版画的蓬勃发展期是在 1937—1949 年期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高举抗日旗帜，建立统一战线抵御来犯之敌，开展社会改革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民主的政治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绝大多数的“左翼木刻”工作者、思想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都积极投奔延安，为延安木刻的发展储备了人才。由于受到西方木刻版画的影响，木刻版画工作者来延安初期的创作还具有很浓的“西洋味”和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还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文艺与地域的冲突、与时代的不合逐渐凸显，中共中央一直很重视文艺作为一种宣传思想的武器，鉴于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一次文艺整风运动，并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2]848文艺座谈会，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文艺创作的方向。延安时期木刻版画从艺术的角度、思想教育等方向研究的比较多，但很少有人从社会价值的角度研究延安时期木刻版画，而延安时期木刻版画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它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它充分发挥了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教育引导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功效，总的来说是“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

　　这期间创作版画所表现的主题、风格、特色等有了重大转折: 一是版画家深入人民生活、奔赴抗日前线，更加深刻体会到人民、战士生活环境和思想动态等，使得版画作品的思想内涵更加深刻、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活环境更加朴实、场景更加真实; 二是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版画家在与劳苦大众和战士的接触中，画风和审美情趣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延安时期木刻版画就像一部伟大的历史画卷，记录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美好生活，也蕴含了失败的痛苦和胜利的喜悦，反映了国家发展历程和版画艺术发展历程。伴随延安时期木刻版画创作渊源的社会属性也是极为关键的，将延安时期木刻版画放在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其对抗日战争、民族解放、社会文明、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社会功能: 延安时期木刻艺术创作的显著功能

　　( 一) 政治引导与社会动员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现实叙事，宣传题材为抗日战争、民族解放、社会文明、社会发展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版画生动地刻画了边区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用艺术形式呈现出了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红色岁月。抗日战争题材是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主题，木刻版画家也紧紧围绕这一时代命题，深入到抗日前线和敌后，与战士们一起生活和战斗，切身融入到抗日救亡的战争中，木刻版画家创作了一批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和中国军民一家人共同抗日等内容的优秀作品，宣传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解放和人民民主的革命思想，同时也用木刻版画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投身革命。

　　如邵克萍的《侵略的罪证》、陈均的《日军活埋中国平民》《日军往井里下毒》、江丰的《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城》等作品刻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横行霸道，惨无人道杀戮中国人民，侵略国土，国不成国，家不成家，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 如彦涵的《百团大战收复井陉煤矿》《狼牙山五壮士》、胡一川《到前线去》、陈烟桥《营火》、马达的《侵略者的末日》、刘仑的《冲》、古元的《八路军习文练武》、罗工柳《马本斋将军的母亲》《左权将军》等优秀作品，展现了中华优秀儿女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顽强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抗日、收复失地、歌颂英雄事迹、塑造抗日英雄以及敌后根据地军民积极支援抗战的决心。

　　( 二) 政策宣传与思想教育由于人民大众生活水平整体不高，人民最起码的温饱都没有办法解决，对于艺术的整体了解还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对于从西方引进的油画、版画等作品更无法进行深层次地了解。木刻版画家的思想和目标的高度统一，形成了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鲜明特色。一是政策宣传。如版画家古元先生的作品《减租斗争》描绘的是劳苦大众理直气壮地要求地主减租减息的场景，是一副反映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政策的作品。画面正中央是被劳苦大众围住的地主，仰头指天，显得落寞和无力，而旁边的劳苦大众是理直气壮，胸有成竹和情绪激动，有的是据理相争，有的相互商议，有的悠闲抽烟和怀抱孩子，整个画面具有极强的戏剧性、故事性、情节性和冲突性，完美地诠释了抗日根据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人，旧的封建思想和制度的落幕，充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理念，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奋斗的决心。反映这类题材的作品还有江丰的《清算斗争》、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刘岘的《巩固团结，抗战到底》等等。二是思想教育。

　　1938 年 10 月，武汉被日本军队侵占后，日军突然转变战略，将主要的战争兵力转移到中国共产党带领的解放区抗日根据地; 另外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比较消沉，一心反对共产党，对抗日统一战线造成了不良影响，抗日根据地也被他们封锁，根据地整体经济困难重重。这样的形势迫使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解放区的农民、工人、机关和学生纷纷参加到这场运动中。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讲述了老百姓绞尽脑汁为勇士们更好地提供各种方便并将勇士们从战壕中高高举起的画面。另外，刘岘的《反扫荡》、彦涵的《奋勇突击》、古元的《八百壮士》、胡一川的《游击队》等，这些优秀的作品很好地刻画了战士们的战斗热情和奋战场景，宣扬了战士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给解放区的群众提供了很好的精神食粮，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 三) 移风易俗与社会改造从社会学的视域下分析版画作品，不仅要认识版画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同时也要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版画的艺术行为和表现的思想。在关系民族存亡、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的社会背景当中，版画在宣传方面产生了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艺术创作者能从人民和时代的角度去创作艺术作品，艺术作品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人民和时代的整体性，充分发挥了木刻版画营造社会风尚和价值引领功能，延安木刻版画使得人民在文化和道德方面取得很大提升，也使得人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例如古元的《读报的妇女》，内容体现出打破封建思想，妇女有了平等的地位。

　　小脚是历史造成的，但是妇女开始识字和读报纸，从思想上打破了禁锢; 《结婚登记》表现出新时代结婚登记的情形，打破传统的包办婚姻，男女平等，充分体现了社会逐步走向文明; 《门童》和《讲究卫生》，内容表达了边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用科学的思想革除旧的习俗，用卫生医疗保障人民的健康。彦涵借用年画样式和题材创作的《军民合作》，画面描绘了一位革命战士和一位民兵骑马而立，手执大刀和钢枪，此内容充分体现了封建传统人物无法保护人民，而保护群众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士和人民。王式廓的《读报》，内容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边区人民不仅仅关心劳作和生活，也开始关注国家命运和抗日情况等。

　　力群的《听报告》、计桂森的《学腰鼓》、夏风的《文化生活提高了》、罗工柳的《学文化》、张晓非的《识字一千》等作品透露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环境安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不仅注重物质生活，也开始注重精神层面。这些版画作品体现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人民群众高度的生活热情，鼓舞着大家不断去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行为准则，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有了很大提高，构建了良好的社会风气。正是因为版画表现形式、艺术技法和艺术思维的改变，版画作品更贴近人民群众，画面来源于切实的日常生活，而非无聊的政治教条，因此极具感染力，更容易让人民群众接受和理解。因此，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营造了很好的社会风尚，同时也起到了价值引领功能。

　　( 四) 人民为本与民生为上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毛泽东文艺论述的指引下和感召下，延安木刻版画家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充分汲取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生产生活实践等养分，创作题材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以边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民生民俗题材为主，真正地实现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艺术追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851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谁立言，为谁创作的问题，给党的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者指明了航向。正如力群的《饮》《削萝卜》、古元的《羊群》《运草》、刘岘的《延安夜色》《赶集》、马达的《推磨》《拾粪》、张映雪的《陕北风光》《塞外铃声》等作品，充分展现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安定、劳动收获后的喜悦等生动场景，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我们得以从这些珍贵的图像中触摸历史细节，感受中国人民奋进图强的斗争精神。

　　三、时代与使命: 延安时期木刻艺术创作的前提条件

　　( 一) 历史条件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 月，成立陕北省、陕甘省。1937 年 1 月，中共中央入驻延安; 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10 月，成立延安市政府，直隶于边区政府。从此，圣地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指挥部和总后方。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积极提倡与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觉地承担起民族独立解放的领导任务，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思潮，感召了全国有志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尤其是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版画家。延安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处于抗日的大后方，生活环境比较安定，为版画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木刻版画家江丰同志曾回忆道: “延安的木刻，在艺术上一般较优于各个解放区的作品。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英勇的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骚扰，保证了延安的安定。一定的安定环境，对木刻创作是必要的条件。”[3]

　　但是，初期木刻版画作品“西洋味”较浓，工农兵还不易接受，为全面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抗日思潮和土地改革政策等。为此，1942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 ，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明确提出“文艺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政治”的文艺方针，鲜明的政治立场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并且重点分析了艺术应该为谁服务、应该怎么服务的问题。延安的版画家们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创作的理念展开深刻反思，大家形成了一致意见，艺术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应该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创作的作品应该符合实际，同时不能脱离人民群众、革命的思维和为共产党革命的目标等。如老一辈革命木刻版画艺术家古元、力群、夏风等创作的木刻版画作品，对宣传政治思想和动员人民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在不断地改变广大人民的思想观念，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民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 二) 创作者条件

　　延安木刻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历史贡献，其重要条件之一是聚集了一批艺术造诣很高的革命艺术创作人才。1937 年“七七事变”后，江丰、胡一川、沃查等来到了延安; 1938 年后，大量的文艺青年、画家等，如力群、王朝闻、夏风、焦心河、古元等也纷纷来到延安，为木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同时，一批工农兵业余作者以及民间艺人也逐步加入版画创作队伍。不同的艺术素养和共同的理想信念的画家们聚集到一起，作品产生了质的变化，逐渐形成了木刻版画“延安学派”，他们作品具有民族性、革命性和现实性等特点。木刻版画艺术家力群在 1982 年撰写的一篇文章《鲁艺六年》中曾写道: “中国的新兴木刻自 1931 年诞生，发展到 40 年代，在延安形成了一个学派，我在这里第一次给它命名为新兴木刻的‘延安学派’。这个学派是由延安木刻家们在政治思想、艺术方向的一致，描绘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的接近，以及地理环境和人物风貌，互相学习和影响等因素而自然形成的。

　　虽然迄今还没有人这样提过，但它在中国新兴版画史上，作为一个学派是客观存在的，其艺术上的特色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着很大的影响。”[4]它之所以特殊，还因为版画队伍中的每位成员既是战士，又是艺术家。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版画家们或奔赴前线或深入敌后，在艰苦的斗争中，有不少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英勇地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如陈九、刘韵波、焦心河、赵在青、林夫等。所以说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家具有鲁迅那样的硬骨头精神和光荣的战斗传统，他们不仅仅是艺术家，更是战士，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人民民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三) 社会条件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构建了良好的稳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一是建立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凡是在边区政府境内的满 18 岁不论男女、身份等均可以参加边区政府的参政议政。“参议会制度大大地提高了边区人民参政议政、参与边区政府管理的积极性，代表们踊跃发表意见，更好地促进了边区的建设。”[5]二是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各个阶层的力量，建立起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了广大人民的民主权益，该政权的建立有效地调动了个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把思想高度统一到抗日战线上，并有效地发挥了各阶层参政议政的权利，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政治环境的稳定，推动了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繁荣发展。主要体现为:

　　一是进行土地政策的改革，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最初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以此来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物质生活，有效保障各阶级的利益，为民族独立解放奠定了物质和群众基础; 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建立更加民主的政府，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彻底与封建土地制度决裂，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集中烧毁地契、重新丈量土地、颁发土地证，让农民耕者有其田，由此解放区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大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为实现全中国的解放提供了人力和物质的保障。为了保障民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二是推动全民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首先是开展基础教育，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不论男女均须入学受教育; 其次是社会教育，对于目不识丁的人民，开展冬学、夜校、识字班等举措;最后是党员干部的教育，创办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中国军政大学等综合大学和专科院校，培养了一批革命思想坚定和业务技术高超的干部。中共中央开展的一系列教育举措，不仅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更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了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信心和决心，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奠定了文化基础。

　　( 四) 艺术条件

　　延安时期木刻版画之所以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取得巨大的辉煌，一方面，内容和题材上紧跟时代步伐和紧贴人民大众，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反映军民生活生产的民主社会; 另一方面，为了民族独立解放，时代感召木刻版画家改造与创新符合人民大众的作品，延安木刻版画家深入广大群众中去感悟生产生活，不断地从民间艺术汲取表现形式，同时也传承中国画、传统木刻等民族画种的清新简洁的艺术表现形式，创作符合广大军民审美情趣的版画作品。鲁迅先生曾经谈到: “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6]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解决的就是艺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木刻版画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传统文化、民族和民间等民族艺术学习。

　　一是黄土高原人民的农业生产、风俗风貌、生活习性以及审美情趣和丰富的艺术形式等，黄土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延安木刻版画的民族画风的形成; 二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借鉴。延安时期木刻版画家不断从年画、画像石、画像砖等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汲取符合大众审美和情趣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古元先生 1943 年创作的《讲究卫生，人才兴旺》两副新式木刻年画，以传统的门画形式创作的新式年画，基本没有采用西方版画表现手法，画面整体采用了传统门画的对称形式、色彩鲜艳和造型样式等表现手法。戚单先生的《读了书又能写又能算》，完美地采用了年画的色彩和技法，装饰性极强，具有很强的陕北特色; 彦涵先生在 1944 年创作的《移民陕北》版画作品，借鉴画像砖、画像石划段式构图布局和造像的浑圆厚重等形式。

　　三是借鉴传统民间剪纸艺术。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地区，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基本完整地保存了历史上形成的宗教、民俗和民间等文化传统。剪纸艺术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延安木刻版画家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去，向群众和民间剪纸艺术等学习，不断与人民交流，借鉴剪纸的简洁和画面生动有趣等表现形式，让版画作品具有群众性和民族性。周恩来总理曾提出新的民族艺术发展需具有“革命性、民族性、群众性”的原则。例如古元先生的《读报》木刻版画作品，就是利用剪纸的形式创作的，完美地将民间剪纸艺术与木刻版画创作有机融合。四是借鉴中国画、中国传统版画、壁画。中国传统的画种以线描为表现形式，几千年的发展，已经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

　　在毛泽东文艺观的指导下，延安时期木刻版画家将中国传统的线描表现形式巧妙地运用到木刻版画中，走向了民族化道路，创作符合大众审美情趣的作品。例如陈树亮的《延安保育院》，没有采用大块黑白的强烈对比，而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线描。延安时期木刻是在新兴木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木刻作品能够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木刻艺术方法的改造与创新是一个重要条件。改造与创新的方向非常鲜明，那就是民族化与民间化，突出中国艺术特色，民间审美情趣，创作方法大量地融入中国版画艺术手法，特别是民间美术的造型、构图方法与审美情趣与偏好，力图通俗化、民间化、大众化。

　　四、继承与弘扬: 延安时期木刻艺术创作的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的艺术家群体在党的正确指导方针引领下以及积极抗日的统一思想战线下，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通过自己手中的精美木刻作品，宣扬爱国主义，以木刻艺术为武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为整个美术领域开辟了一条坚实的发展之路，指引美术发展的方向，实现了“革命美术”与“美术革命”的双重历史使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木刻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齐凤阁先生如此评价抗战时期的中国木刻艺术: “他们用自己的创作把艺术与劳苦大众联系起来，在表现大众、服务于大众这一点上，说其一定程度地改变了中国美术的方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不为过。”[7]

　　延安时期木刻版画之所以形成和流传，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国共产党处在特定历史环境等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它将历史文化渊源、民族和民俗特点、革命等进行了相融合，表现和宣传了人民群众投身抗日的热情，以及生产生活实践和社会现象等，使得人民群众在观赏作品本身艺术美的同时，潜移默化地使其精神和思想上也得到了高度统一。因而，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产生离不开社会这一复杂的矛盾统一体，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它的艺术属性，而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也在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所以说，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艺术精神，以及它蕴含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其依然对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和意义。

　　参考文献:

　　[1]爱泼斯坦 . 作为武器的艺术———中国木刻[N]. 大公报·副刊文艺，1949-04-25.

　　[2]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3]江丰 . 回忆延安木刻运动[J]. 美术研究，1979( 2) : 3.

　　[4]曹文汉 . 中国新兴木刻———延安学派[J]. 美术研究，1992( 3) : 4.

　　[5]李奕霏 .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们利益观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88-89.

　　[6]赖少其 . 一本一石[M]/ /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 109.

　　[7]齐凤阁 . 二十世纪的创作版画[M]/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 .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版画: 第 1 册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5.

　　作者：郭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