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庞大的弱势群体，其生存状况易受社会关注，但他们的幸福感则较少受到重视。基于此，根据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的 1402 份调查数据，通过差异性检验，研究发现: 1) 网络聊天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消极情绪具有负向影响; 2) 网上玩游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 3) 网络购物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情绪具有正向影响; 4) 网上听音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极情绪具有负向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的研究目标是为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提供新思路与新研究方向，为该领域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网络使用; 幸福感; 影响研究
1. 引言
截至2020 年底，我国互联网用户有9. 89 亿，手机用户的上网率高达 99. 7% 。自2008 年起，互联网和手机成为新媒体的典型代表，在农民工群体中渐渐得到普及，有关新媒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话题热度也不断攀升[1]，加之 2020 年疫情对人们社交生活的影响，促使网络使用更是成为新常态。研究显示，互联网极大提升了农村用户的主观幸福感，且幸福感提升效果受到网络使用技能熟练度的影响[2]。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的边缘性群体，该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对幸福感的评估水平关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3]
如何提升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已成为一大奋斗目标。在此背景下，基于网络使用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网络使用对幸福感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提供建设性意见，对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实现国家百年奋斗目标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幸福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目标，幸福感不仅在心理学领域是热门话题，也是衡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倪旭东、王勤勤发现我国在 21 世纪初期就有学者从事幸福感相关的研究，近年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该话题成为热门研究，且发文量呈现正向增长的趋势，由于相关样本数据集中、易收集的特点，故该领域的研究对象主要以大学生为主[4]。
陈浩彬、苗元江指出主观幸福感有三个维度，总体表现为个体对所处环境的综合评价[5]。本研究将主要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但我国在该领域主要聚焦在收入水平、文化程度、职业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信任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程度，在网络使用方面对其影响的相关文章较少，因此本文从网络使用切入探讨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从已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来看，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一是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憧憬发达城市生活以及为求生计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都市，大多数人表示不想回到相乡村[6]，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7]，杜宇认为，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8]。
二是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随着供给侧结构的改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重要的人才资源在现代产业中不可或缺[9]。就业质量不仅能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幸福的感受[10]和地位层级认同[11]，还能左右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是有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教育研究。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辍学务工，孙天华认为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有助于该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12]，新时代下，加强开展培训教育，对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提高工业化程度有重大意义[13]。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有学者转向研究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作用研究，互联网不仅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转向网约工的就业选择[14]，拓宽了寻找新职业的途径[15]，新生代农民工在网络赋权背景下反映自身利益诉求、发表网络空间意见的意愿也不断增强[16]。
在网络使用对主观态度的影响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频繁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其幸福感能有效提升[17]，互联网使用也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3]，但很少有学者研究网络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尽管有学者将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技能作为自变量，农村居民对生活是否感到幸福分五个等级作为因变量，研究互联网使用是否能显著提升村民幸福感[18]，但很少有研究者从网络使用视角出发，实证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调查。因此，在新时代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大背景下，本文将研究网络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影响情况，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对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网络使用和幸福感为视角，通过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地域、出生年代、婚姻状况、每日工作时长、环境危机感、社会公平感知状况七种基本情况分析，并从观看新闻、网络交友、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网上听音乐多方面重点探讨网络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便全面、深入地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网络使用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以期丰富相关研究，为我国相关领域提供有益参考。
2. 数据来源与分析
2.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来源于课题组在全国外来务工人口居多的广东省的相关调研。研究数据源自课题组负责老师带领研究生采用随机方式抽取来自江西、广东、北京、湖南、贵州、新疆、上海、山西省份的新生代农民工完成的问卷，共计 1867 份。
2. 2 研究分析
本研究假定在这次问卷调查中农民工的回答都是客观真实的，完成后的问卷由课题组老师指导研究生对问卷进行清理，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 1402 份，有效率为 75. 1% 。为了探究网络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对性别、地域、出生年代、婚姻状况、每天工作时长、是否有环境危机感、社会是否相对公平相关因素进行考察，并进行统计学分析，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 F 值分别为 6. 402、5. 033( P < 0. 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生活满意度、消极情绪上差异并不相关( P > 0. 05) ，无统计学意义。
由此可见，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满意的程度和消极情绪的变化相差不大，但女性的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显著更高。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国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也使得全国人民拥有美好生活，因此不同性别对生活满意度的感知无显著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康绍霞对河南郑州新生代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19]。相比之下，男性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面对更高的压力[20]，男性的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才会显著低于女性，男性所面临的压力在无处发泄的状态下转化为消极情绪，而女性感性，对外界的感知较为敏感，故性别在消极情绪上无显著差异。来自西、中、东地域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绪 F 值分别为 5. 402、9. 532( P < 0. 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主观幸福感、积极情绪上相关性不大( P > 0. 05) 。
通过数据分析可知，来自不同地域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估差异显著，在消极情绪上也有显著差异; 但是在主观幸福感和积极情绪上的差异微乎其微。由于我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域得到的发展相对不平衡，尽管东部地区发展迅猛、物资充足，西部、中部、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呈阶梯状上升，但生活节奏和社会压力呈正相关加快和增强，其负面情绪也呈阶梯状上升。但有趣的是，西、中、东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微小，这可能是外出往发达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差距小，以至于对幸福感的影响微弱。不同出生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满意度、情绪和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P > 0. 05) ，无统计学意义。该数据表明，80 后和 90 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幸福的感知相向。根据 2016 年冯永琦、张天舒研究表明新老两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不呈正态分布[21]，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研究的客观性，尽管他们出生年代不同，但都生活在安稳发展的时代，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对生活的体验也便不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婚姻状况的新生代农民工消极情绪 F 值为 4. 765( P < 0. 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数据分析显示，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消极情绪显著更高。这是由于已经结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夫妻能够共同面对困难，抵御风险，因此其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整体平均值都高于未婚者。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男女比重超常规失调，农村中婚姻挤压的现象普遍存在[22]，极易产生婚姻焦虑，加之身边没有亲密的对象可倾诉，故消极情绪显著高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工作时长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 F 值分别为 18. 499、13. 689、16. 171( P < 0. 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消极情绪上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根据数据分析可知，新生代农民工每日工作时长越短，其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相应越高。有研究表明，随着工作时长的增加，工作人员的幸福感降低，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满足家庭温饱，以牺牲家庭生活时间为代价[23]，与家人共处的时间缩短，不仅没有闲暇享受家庭温馨时光，还要跻身于流水线工作，幸福感便陡然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工作多长时间，新生代农民工的消极情绪平均值基本相等，或许工作就会给人带来压迫感和焦虑感。
对环境危机感知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消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 F 值分别为 10. 629、4. 351( P < 0. 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有无环境危机感在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上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由数据可得出，他们当中有环境危机感消极情绪更高，没有环境危机感主观幸福感更高，但有无环境危机感对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影响不大。环境危机感作为当事人对所处环境的感知状况，能给当事人带来两种结果，一种是积极影响，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并不会对个人的正常生活和积极情绪产生太大的影响; 另一种则是消极影响，有环境危机感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始终得不到释放，将会转化为心理焦虑，消极情绪增加，主观幸福感随之降低。对社会是否相对公平持不同态度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 F 值为 3. 948( P < 0. 05) ，具有显著差异; 在情绪、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表现并不相关( P > 0. 05) 。
研究结果显示，该群体中认为社会相对公平的人生活满意度显著更高，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则表现得并不明显。通过文献查阅发现，吴奇峰等人在实证分析中发现农民工对社会公平的感知不是很高[24]，表中相应数据无显著性差异能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而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显著差异可能是生活状况一般甚至是较差的群体反向预测认为社会不公平而导致的结果。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网民用户身份出现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不断增长，在使用网络时，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情绪、主观幸福感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是否看新闻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P > 0. 05) ，无统计学意义。根据数据分析，不管看不看新闻，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变化差异不大，可能的解释是其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对新闻媒介输出的信息不够敏感，观看新闻只是消遣时间的一种方式，且新生代农民工观看的时事新闻对其日常生活基本没有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网络聊天在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在生活满意度、消极情绪上的 F 值分别为 19. 245、5. 460( P < 0. 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由研究数据可知，不参与网络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更高，相反，参与网络聊天的消极情绪相比之下更高。这是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异步性使网络聊天的影响具有两重性，既可以通过网络传播正能量，也能传递负面情绪，觉察者通过动作互动易受到诱发者情绪感染[25]，而负面情绪比正面情绪更容易得到传播[26]，加之处于社会边缘的人趋向于在网络上表达负面信息，但难以获得较多社会支持[27]。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的弱势群体，他们网络交友聊天过程中向他人表露生活的不顺意，但很少得到他人、社会的回应，在表达碰壁时对生活的满意度下降，负面情绪因表达受阻得到提升。相比之下，网络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易受到网络空间的负面情绪影响，对正向的情绪感知并接收程度相较不高，部分解释了网络聊天对其幸福感影响的数据分析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玩网络游戏在消极情绪上不呈正态分布，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在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上 F 值分别为 8. 182、6. 595、5. 806( P < 0. 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表明，不玩游戏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均明显更高。根据该研究结果查阅相关文献发现，有研究表明无聊倾向更易网络游戏成瘾[28]，新生代农民工日复一日重复工作内容，生活中少有其他消遣形式，致使他们日常生活无聊枯燥，在接触网络游戏后，比其他群体更易网络成瘾，故网上玩游戏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不高、积极情绪下降、主观幸福感减弱，新生代农民工每日工作本就困乏无趣，是否玩网络游戏对他们的情绪影响不大，在消极情绪上无显著差异也属正常现象。新生代农民工是否网络购物在生活满意度、消极情绪、主观幸福感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在积极情绪上 F 值为 7. 644( P < 0. 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可知，参与网络购物的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情绪显著高于不参与网络购物的新生代农民工。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使网络购物成为一种潮流，购物网站的样品多样性和页面的设计性易于提升用户情绪[29]，新生代农民工在网络购物时能够有效拉动积极情绪，排解心中的烦恼，尽管能显著提升积极情绪，但新生代农民工人均收入不高，网络购物需耗费一定的工资，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活满意度、降低消极情绪、增强主观幸福感，但却不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听音乐对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够显著( P > 0. 05) ; 在消极情绪上 F 值为 6. 085( P < 0. 05) ，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研究数据可知，在网络上不听音乐的新生代农民工消极情绪显著高于网上听音乐的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的弱势群体，会遭受更多的歧视和排挤，相比之下其消极情绪会更高，而音乐作为缓解压力的调节器，能作用于人的情感，让人身心愉悦，有相关研究表明音乐治疗能明显作用于负面情绪[30]，因此能够有效通过听音乐这种方式显著改善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
3. 主要结论与对策
本文利用 2017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问卷调查相关数据，较为全面地考察了网络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网络交友聊天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消极情绪具有负向影响; 网上玩游戏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 网络购物对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情绪具有正向影响; 网上听音乐对新生代农民工消极情绪具有负向影响。该研究表明网络使用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伴随着显著的负向作用，这将为如何合理利用网络创造正向价值、规避网络弊端提供有利的理论支持。基于上述结论，提供以下建议: 首先，加强政府宣传引导，凸显新闻媒体地位。研究结果表明观看新闻并不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这一发现对转变政府管理形式，打造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政务媒体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路径，其贡献不可估量。在发生应急事件时，我国政府应该及时引导正确的舆论，积极回应民众诉求。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宣传和引导工作，采用微博、抖音等多种渠道向公众宣传最新的政策和重大新闻事件，实现网络媒体的“亲民性”。
第二，政府应增强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加强组织团建活动。良好的社区基础设施、多样的团建活动能让新生代农民工有条件外出活动，丰富日常生活方式，转移无聊情绪，有效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成瘾问题。第三，加强开展线下交友活动，注重新生代农民工的情绪表达。研究显示网络交友聊天并不能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线下交友活动与网络交友聊天的优势在于其真实性和同步性，社区应该在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的附近加强开展线下交友活动，新生代农民工在线下交流过程中的情绪表达能及时得到回应，消极情绪能够有效得到释放，平稳的民众情绪对巩固小康社会具有积极正向作用。第四，政府鼓励网络购物平台应该制定操作便捷的页面、开通农民工购物优惠渠道或推送价位合适的产品。现阶段各大网络购物平台减免活动五花八门，对于文化程度不高、收入水平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种网络购物活动不仅操作难度大，且他们很少通过活动购买到优惠的产品，购物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形同虚设。相关部门还应督促鼓励网购平台制定操作简单的购物页面，并利用大数据捕捉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给予他们特定的购物链接享有直接的产品优惠，以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
参 考 文 献:
[1]何晶，晏齐宏. 互联网使用与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发展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 4) .
[2]陈鑫，杨红燕.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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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斌.“双重边缘人”: 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S1) .
[7]王玉峰，刘萌. 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2007 ～ 2017 年的文献计量分析[J]. 经济体制改革，2018( 4) .
选自期刊《运城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作者信息：舒 曼1，梁亚芬2( 1. 华东交通大学 心理素质教育研究院; 2. 华东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昌 33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