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RM范式，本研究开展3个实验考察学习判断(JOL)对虚假记忆的反应性影响，并检验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结果发现：(1)相比于no-JOL条件，逐项JOL促进已学词语的真实记忆，但同时破坏项目间语义关系加工，进而降低虚假记忆(实验1);(2)在操控JOL类型和词列呈现方式后，整体JOL促进项目自身加工和项目内语义关系加工(实验2)，但破坏项目间语义关系加工(实验3)。上述结果表明，真实和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存在双分离现象，研究结果支持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对反应性效应的解释，并揭示出不同记忆成分反应性效应的内在机制存在差异。研究结果有望为降低虚假记忆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
学习判断;反应性效应;DRM范式;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
论文《学习判断对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发表在《心理学报》，版权归《心理学报》所有。本文来自网络平台，仅供参考。
1 引言
元记忆监测(metamemory monitoring)是学习者对自身学习和记忆状态的主观性评估，学习者往往根据元记忆监测的结果调控接下来的学习行为(Laursen & Fiacconi, 2021; Li et al., 2022; Yang et al., 2021; Zhao, Li et al., 2023)。其中，学习判断(judgments of learning, JOLs; Ball et al., 2014; Mueller & Dunlosky, 2017)是以往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元记忆监测指标之一，它是指人们对自身学习或记忆状态的一种主观预测性评估(prospective metacognitive assessment)。
经典的JOL研究范式主要聚焦于学习阶段，个体需要在学习完每个项目后(例如，词对、图片、词语或文章段落等;Ariel et al., 2021; Li et al., 2022; Yang et al., 2018; Zhao et al., 2022)，评估自己在随后的记忆测验中能够成功回忆起该项目的可能性有多大(0%表示肯定回忆不出来，100%表示肯定能回忆出来)。学习完所有项目后，被试参加记忆测试。研究者通过计算JOL的绝对准确性(例如，被试水平上的JOL平均值与回忆成绩之间的差值)和相对准确性(例如，项目水平上的JOL值与回忆成绩之间的Gamma相关系数)来量化人们的元记忆监测能力(例如Koriat et al., 2004; Zhao, Yin et al., 2023)。以往研究采用JOL范式测量个体元记忆监测准确性时，研究者往往存在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即该范式能够真实地、无偏地反映出被试正在进行的认知加工过程(Mitchum et al., 2016; Rhodes & Tauber, 2011; Yang et al., 2021)。然而，近期大量研究发现，在学习过程中要求被试做JOL会反应性地改变学习与记忆过程本身，表现出JOL反应性效应(i.e., the reactivity effect of JOL, Double & Birney, 2018; Double et al., 2018; Janes et al., 2018; Li et al., 2022; Zhao et al., 2022)。JOL反应性效应的发现对以往元记忆研究的前提假设提出了严峻挑战与质疑，因此，十分有必要考察该效应的内在产生机制，以便在未来研究中消除该效应的干扰作用，使得未来研究能够更精确地测量个体的元记忆监测能力(Double et al., 2018; Rivers et al., 2021; Senkova & Otani, 2021)。
大量研究表明，情景记忆包含两种重要的组成成分，分别为项目自身记忆(item-specific memory)和项目间关系记忆(inter-item relational memory)。项目自身记忆涉及个体对单个刺激项目自身特征的加工(即独特性加工;distinctiveness processing)，该加工过程使得个体能够更有效地区分不同项目之间的差异，进而提高个体对单个项目自身的记忆成绩。与之不同，项目间关系记忆是指个体对不同项目之间共享的维度关系的记忆，这种维度关系可以是共同的语义关系，也可以是共同的情景关系(Diamond & Levine, 2020; Hunt, 2006; Peterson & Mulligan, 2013)。例如，人们在购物前可能会列出所需购买的物品清单(如，茄子、香蕉、菠菜、味精、苹果和酱油等)。有些人会使用复述或生成视觉表象的方式来记忆要购买的物品，该过程则涉及项目自身记忆(即对每一个项目的记忆);而有些人会按照清单上出现的先后顺序来识记要购买的物品，并在购物时按照顺序关系依次回忆，该过程则涉及项目间时序关系记忆(temporal inter-item relational memory);同样，有些人会选择将不同的物品进行归类识记(例如，香蕉和苹果属于水果类)，并在购物时按照语义类别关系依次回忆，该过程则涉及项目间语义关系记忆(semantic inter-item relational memory)。研究发现，与单独一种加工方式相比，同时增强项目间关系加工和项目自身特征加工能够最大化提升个体的记忆表现(optimal recall, Einstein & Hunt, 1980)。该结果表明，项目间关系记忆和项目自身记忆均是个体记忆的重要组成成分(McDaniel et al., 2016)。
Zhao和Li等人(2023)首次发现做JOL能够促进项目自身记忆，但同时破坏项目间时序关系记忆，表明JOL对项目自身记忆和项目间关系记忆的反应性效应存在双分离现象(dissociated phenomenon)。在该研究中，被试需要学习多个中文词列(每列12个词语)。在学习阶段，一半的词列在JOL条件下呈现，另一半的词列在no-JOL条件下呈现。在JOL条件下，每个学习词的下方同时呈现一个0~100的滑条，被试需要在学习该词语的同时预测自己在随后测验中能够成功记住该词语的可能性有多大。在no-JOL条件下，被试只需要学习每个词语即可，无需做JOL。当学习完全部词列后，被试需要分别完成再认记忆测试(recognition test)和顺序重建测试(order-reconstruction test)。结果发现，相比于不做JOL，学习时做JOL显著提高了被试的再认记忆成绩，表明JOL促进了项目自身记忆，表现出积极反应性效应。然而，JOL条件下被试对不同词语学习顺序的回忆成绩更差，表明JOL破坏了项目间时序关系记忆，表现出消极反应性效应。
此外，Zhao和Yin等人(2023)的另一项研究发现，JOL对项目间语义关系记忆同样存在破坏作用。在该研究中，被试需要学习一些押韵词对(例如，公路−麋鹿、太阳−山羊……)，其中线索词和目标词之间存在语音押韵关系，但不存在语义相关关系。然而，不同词对的目标词之间存在语义关系，所有目标词选自6种不同的语义类别(例如，麋鹿和山羊属于动物类)。在学习阶段，一组被试需要做JOL，另一组被试不需要做JOL。学习完所有词对以后，被试完成自由回忆测试。在该测试中被试需要尽可能多地回忆出学习过的目标词，回忆顺序不做要求。结果发现，JOL组在自由回忆测试中的语义聚类分数(ARC score)显著低于no-JOL组，表明学习时做JOL破坏了目标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加工，削弱了项目间语义关系记忆，再次表现出项目间关系记忆的消极反应性效应。
Zhao和Li等人(2023)基于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item-specific and relational account; Hunt & McDaniel, 1993)来解释JOL对项目自身记忆和项目间关系记忆的反应性效应，以及为何这两种反应性效应存在双分离现象。该理论认为，在JOL条件下，被试需要认真分析每个项目自身的特征(例如，具体性、词频、可想像性等)并找到具有诊断性的线索，进而才能做出准确的JOL(Senkova & Otani, 2021)。这种分析过程会促进被试对项目自身特征的加工，进而提高项目自身记忆。然而，由于个体的认知资源(如工作记忆容量)是有限的，做JOL的过程将占用有限的认知资源，因此个体能够分配给项目间关系加工的认知资源会相应减少，进而导致项目间关系加工受损(McDaniel & Bugg, 2008)。总之，项目间时序关系记忆和项目间语义关系记忆会由于个体过度关注项目自身特征加工而遭到破坏。因此，虽然做JOL会对项目自身记忆产生积极反应性效应，但同时会对项目间关系记忆产生消极反应性效应(Zhao, Li et al., 2023; Zhao, Yin et al., 2023)。
尽管先前研究揭示出JOL对记忆过程存在反应性影响，并进一步分离了JOL对不同记忆成分的反应性效应。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反应性效应及其内在机制仍缺乏全面且深入的认识。先前反应性效应的研究均聚焦于JOL对已学项目记忆或已学项目间关系记忆的影响，尚未有研究考察JOL是否对虚假记忆(false memory)产生反应性影响。虚假记忆是指人们错误回忆或再认出那些之前没有学习过的事件或信息(Gallo, 2006)。
以往研究通常采用Deese-Roediger-McDermott(DRM)范式来考察编码任务对真实和虚假记忆的影响(Roediger & McDermott, 1995)。在该范式中，被试需要学习不同主题的词列，每个词列由多个存在语义关联的词语组成(例如，床铺、疲劳、休息、枕头等)，这些词语均指向同一个具有高度语义关联的关键诱饵词(例如，睡觉)。被试需要逐一学习每个词语，但关键诱饵词并不在学习阶段呈现。学习结束后，被试参加记忆测试。结果发现，在自由回忆测试中，被试错误回忆起关键诱饵词的比例高达40%~50%;在再认测试中，关键诱饵词的错误虚报率几乎接近于已学词语的正确击中率(Roediger & McDermott, 1995)。换言之，在学习DRM词列后，个体可能会错误地回忆或再认出自己从未学习过的关键诱饵词，表现出虚假记忆(Namias et al., 2021)。
先前研究主要基于模糊痕迹理论和激活监测框架来解释DRM虚假记忆的内在产生机制，虽然两种理论认为虚假记忆的产生可能存在不同的认知机制，但是两种理论观点均认为DRM词语间的语义关系是虚假记忆产生的重要原因(详见综述，Chang & Brainerd, 2021; Huff et al., 2015)。据此，本研究采用DRM词列作为实验材料，考察JOL是否对虚假记忆产生反应性影响。对该研究问题进行考察，能够再次检验JOL是否对项目间语义关系记忆产生消极反应性影响。根据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我们预期在学习DRM词列时做JOL可能会破坏个体对DRM词语间语义关系的加工，进而降低虚假记忆;与此同时，做JOL会促进个体对DRM词语自身特征的加工，进而促进已学项目的真实记忆。此外，自虚假记忆发现以来，众多研究者希望开发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减少或消除虚假记忆，例如重复呈现学习材料、对学习材料进行明确的指导语干预等(Starns et al., 2006)。相比于其他干预方式，学习时做JOL具有易操作、易实施等优势，个体仅需在学习阶段对所学材料进行记忆预测，便有可能进一步提高项目自身记忆且同时降低虚假记忆。因此，考察JOL对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也具备重要的应用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能否有效解释反应性效应的内在产生机制仍有待进一步考察。具体而言，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对项目内(intra-item)和项目间(inter-item)的语义关系记忆进行区分(Peterson & Mulligan, 2013)。先前研究考察项目内语义关系记忆时，多采用词对(例如，池塘−青蛙)作为实验材料，以单个学习试次中线索词和目标词之间的语义关联作为项目内语义关系，并通过线索回忆测试对其进行测量(Mitchum et al., 2016)。然而，项目间语义关系是指不同学习试次之间的语义关系(Mulligan & Peterson, 2015)。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指出，项目内语义关系属于项目自身的一种特征形式，因此该理论预期做JOL会对项目内语义关系产生积极反应性效应。先前研究考察JOL对项目内语义关系记忆的影响时均采用相关词对作为实验材料，且一致发现做JOL能够反应性地提高个体对相关词对的项目内语义关系记忆(e.g., Rivers et al., 2021; Soderstrom et al., 2015; Zhao et al., 2022)。然而，当采用具有语义相关性的词语列表作为实验材料时，JOL能否对项目内语义关系记忆产生反应性效应仍未可知。DRM词列为分离项目自身记忆、项目内语义关系记忆和项目间语义关系记忆提供了研究条件。因此，本研究将通过操控词列的呈现形式和JOL类型进一步分离JOL对上述三种记忆成分的反应性影响，进而深入考察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能否有效解释反应性效应的内在产生机制。
综上，本研究基于DRM范式，开展三个实验来考察JOL对虚假记忆的反应性影响，并进一步检验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实验1采用逐项JOL，初步揭示JOL对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并再次检验JOL对项目间语义关系记忆的消极反应性效应。实验2和实验3通过操控DRM词列的呈现形式和JOL类型，考察整体JOL对项目自身记忆、项目内和项目间语义关系记忆的反应性影响，进一步分离不同记忆成分的反应性效应。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揭示反应性效应的内在产生机制，并为后续研究者制定虚假记忆干预措施提供科学参考。
2 实验1：JOL对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
实验1要求被试在学习每个DRM词语后做JOL，即要求被试做逐项JOL，进而考察逐项JOL是否对虚假记忆产生消极反应性效应。根据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我们预期JOL将在编码阶段促进项目自身加工，从而提高项目自身记忆，但同时破坏项目间语义关系加工，进而降低虚假记忆。
2.1 方法
2.1.1 被试
根据预实验结果(JOL对关键诱饵词虚报率的效应量为Cohen’s (d=-0.36))，采用G*Power软件进行统计功效分析(Faul et al., 2007)。结果表明，至少需要63名被试才能够在统计检验力为0.80的条件下观测到显著的反应性效应(双尾检验(alpha=0.05))。最终招募64名在校大学生(男生21名，女生43名)，平均年龄为21.84岁((SD=2.21)岁)，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所有被试均在隔音实验室内单独完成实验，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的报酬。
2.1.2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选自Stadler等人(1999)建立的DRM词表，共包含36列DRM词表。本研究参照中文虚假记忆研究对材料进行翻译和调整(冯子芳，2018;周楚，2005)，最终选取26列DRM中文词表作为实验材料。其中，2列DRM词表用于练习阶段(JOL和no-JOL条件各一列)，练习阶段数据不纳入最终数据分析。
正式实验中其他的24列DRM词表被分为两个集合，分别是Set A和Set B，每个集合包含12列词表。Set A作为学习集合，在学习阶段呈现;Set B作为控制集合，在学习阶段不呈现，仅在测试阶段作为新词呈现(新词用于分别匹配DRM学习词和关键诱饵词)。Set A和Set B在被试间进行平衡。Set A的12列词表被分成4组学习材料，JOL和no-JOL条件下各两组(即各6列)。每列词表由12个相同主题的词语组成，例如“睡觉、休息、疲倦、枕头、做梦、叫醒、床铺、就寝、哈欠、呼噜、催眠、毛毯”。其中，11个词语作为学习词在学习阶段呈现(序号2~12)，余下每列词表对应的1个关键诱饵词(序号1词语：睡觉)在学习阶段不呈现，仅在测试阶段呈现，作为虚假记忆的测量项目。
综上，被试在学习阶段需要在JOL和no-JOL条件下各学习66个DRM词语。在最终测试阶段，被试需要对168个词语进行新旧再认判断。再认测试包括旧词72个(即，每列学习过的DRM词表中序号为2、4、6、8、10和12的词语)、学习过的DRM词表的关键诱饵词12个(即，每列DRM词表中的第1个关键诱饵词)、未学习过的DRM词表的关键诱饵词12个(即，每列未学习过的DRM词表中第1个关键诱饵词)、未学习过的DRM词表相同位置对应的未学新词72个(即，每列未学习过的DRM词表中序号为2、4、6、8、10和12的词语)。
2.1.3 实验设计
实验1采用单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学习条件：JOL vs. no-JOL)。因变量为已学词语的再认击中率和辨别力(d')以及关键诱饵词的再认虚报率和辨别力(d')。
2.1.4 实验程序
实验流程包括学习阶段、分心任务和新旧再认测试阶段(见图1)。正式实验开始前，被试需要完成包含2列DRM词表(JOL和no-JOL条件各一列词表)的练习任务，以确保他们能够理解所有的实验要求。练习阶段结束后，被试立即开始正式实验。
在正式实验中，被试需要学习4组词语，每组包含3列DRM词表，每列词表11个词语。其中两组词表学习时需要进行记忆预测(即JOL条件)，另两组词表不需要进行记忆预测(即no-JOL条件)。实验开始前，告知被试无论他们是否需要对某组词语进行记忆预测，他们均需要尽最大努力记住所学词语，因为全部的词语均会被最终测试。在学习每列词表前，电脑会提示被试是否需要对下一组词表进行记忆预测。
在no-JOL条件下，每列词表中11个DRM词语逐个呈现，呈现顺序固定，即按照它们与关键诱饵词的语义关联强度从高到低依次呈现(周楚，2005)。每个学习词呈现时间为3 s，学习词之间呈现0.5 s的注视点“+”。与no-JOL条件唯一不同的是，在JOL条件下，当被试学习每个词语时，词语下方会同时出现一个0~100的滑条，被试需要在学习词语的同时完成记忆预测，即预测自己在随后的测试中能够回忆起该词的可能性有多大(0表示肯定记不住;100表示肯定能记住)。被试需要在3 s内完成记忆预测，如果学习时间结束后被试仍然没有做出预测，电脑会弹出提示框，以提醒被试对随后的词语进行记忆预测。如果被试在3 s结束前完成了记忆预测，词语和滑条将继续呈现，直至3 s结束。总之，JOL和no-JOL条件间的学习时间完全匹配。
当4组词表全部学习结束后，分心任务立即开始。屏幕上会呈现两位数的加减法运算题(例如，(45+23=))，被试需要在等号后面输入计算后的结果。分心任务不提供任何反馈，任务持续时间为10分钟。
分心任务结束后，被试开始参加新旧再认测试。在再认测试中，屏幕上会以随机顺序呈现单个词语，这些词语可能是在学习阶段已经学习过的旧词，也可能是在实验中从未学习过的新词(如，学习过的DRM词表中的关键诱饵词或未学习过的DRM词表中的词语)，被试需要单击Y键(旧词)或N键(新词)报告屏幕上呈现的词语是否为旧词。新旧再认测试不限时间，也不提供任何反馈。
2.2 结果与分析
2.2.1 已学词语(真实记忆)
在已学词语的再认击中率上，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JOL条件((M=0.88)，(SD=0.11))的再认击中率显著高于no-JOL条件((M=0.75)，(SD=0.17))，(difference=0.13)，95% CI [0.09, 0.16]，(t(63)=6.73)，(p<0.001)，Cohen's (d=0.84)(见图2A左侧)，表明JOL对项目自身记忆存在积极反应性效应。如图2B所示，50名被试的已学词语再认击中率均表现出积极反应性效应，仅有7名被试表现出消极反应性效应，另外7名被试未表现出反应性效应。
该结果在已学词语的辨别力(d')指标上得到重复验证：与no-JOL条件((M=2.07)，(SD=0.89))相比，JOL学习条件((M=2.58)，(SD=0.81))下被试对已学词语和未学新词的辨别力显著更高，(difference=0.51)，95% CI [0.37, 0.65]，(t(63)=7.08)，(p<0.001)，Cohen's (d=0.89)。
2.2.2 关键诱饵词(虚假记忆)
在关键诱饵词的再认虚报率上，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JOL条件((M=0.67)，(SD=0.24))的关键诱饵词虚报率显著低于no-JOL条件((M=0.76)，(SD=0.20))，(difference=-0.09)，95% CI [-0.15, -0.03]，(t(63)=-2.94)，(p=0.005)，Cohen's (d=-0.37)(见图2A右侧)。该结果表明，相比于no-JOL，学习时做JOL破坏了被试对DRM词语间语义关系的编码，进而降低了关键诱饵词虚假记忆的产生。如图2B所示，36名被试表现出JOL对虚假记忆的消极反应性效应，仅有15名被试表现出积极反应性效应，另外13名被试未表现出反应性效应。
在关键诱饵词的辨别力(d')指标上同样发现，JOL条件((M=1.62)，(SD=1.04))的关键诱饵词辨别力显著低于no-JOL条件((M=1.99)，(SD=1.04))，(difference=-0.37)，95% CI [-0.63, -0.11]，(t(63)=-2.88)，(p=0.005)，Cohen’s (d=-0.36)。该结果再次表明，相比于no-JOL条件，JOL条件下个体更难区分已学习和未学习的DRM词表中的关键诱饵词，表现出更少的虚假记忆。
2.3 讨论
实验1采用DRM范式发现，逐项JOL能够有效抑制虚假记忆的产生，表现出虚假记忆的消极反应性效应。此外，与先前研究发现一致，逐项JOL促进项目自身记忆加工，进而提高已学词语的再认击中率。实验1基于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重复验证了Zhao和Yin等人(2023)的研究发现，即JOL对项目间语义关系具有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不仅局限于已学词语之间的语义类别关系记忆，在DRM虚假记忆研究范式中同样存在。上述研究结果重复验证了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即做JOL在促进项目自身记忆的同时会破坏项目间关系记忆。
3 实验2：整体JOL对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纯列表
如前所述，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进一步区分了项目内和项目间的语义关系记忆，并且该理论预期JOL对二者产生不同的反应性效应(Mulligan & Peterson, 2015; Peterson & Mulligan, 2013)。为了检验该理论预测，实验2要求被试对每列DRM纯词表的全部词语进行整体记忆预测，考察整体JOL对项目内语义关系记忆的反应性效应。每列DRM纯词表内的全部词语存在共同的语义或主题关系，即存在较强的列表内语义关系。不同试次的列表间不具备语义关系，即不存在列表间语义关系。根据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我们预期整体JOL将促进DRM纯词表中项目内语义关系加工，进而促进虚假记忆的产生。
3.1 方法
3.1.1 被试
根据预实验结果(Cohen’s (d=0.39))进行统计功效分析，结果表明至少需要54名被试才能在统计检验力为0.80的条件下观测到虚假记忆上显著的反应性效应(双尾检验(alpha=0.05))。实验2招募在校大学生55名，其中男生12名，平均年龄为20.35岁((SD=3.09)岁)，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所有被试均在隔音实验室内单独完成实验，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的报酬。
3.1.2 实验材料
为了提高每种学习条件下关键诱饵词的数量，实验2对实验材料做出如下调整：首先，增加了JOL和no-JOL条件下的DRM列表数量。将实验1中的24列DRM词表均作为学习集合(即，作为学习词和再认测试中的旧词)，并从Cai和Brysbaert(2010)中文词库中选取120个新词，作为控制集合(即，作为再认测试中的新词)。控制集合中，48个词语作为关键诱饵词的控制新词，余下72个词语作为已学词语的控制新词，新词的词频和笔画数与已学词语和关键诱饵词不存在显著差异((ps>0.50))。其次，与实验1不同，实验2选定每个DRM词表的前两个词语作为关键诱饵词(即，选取每个DRM列表中的第1和第2个词语作为关键诱饵词)，并依次顺延6个词语作为学习词(即，选取每个DRM列表中的第3~8个词语作为学习词)，最后4个词语不纳入实验2(即，移除每个DRM列表中的第9~12个词语)。换言之，实验2中，每列DRM词表由8个词语组成，其中前2个词语作为关键诱饵词，在学习阶段不呈现，仅在测试阶段呈现;余下6个学习词在学习阶段按列同时呈现。
综上，实验2中被试需要在JOL和no-JOL学习条件下各学习两组词表，每组词表包含6个DRM词表，每个DRM词表包含6个学习词语。在再认测试阶段，被试需要对240个词语进行新旧再认判断，包含学习词语72个(即，每个DRM词表中序号为3、5、7的词语)、学习过的DRM词表的关键诱饵词48个(即，每个DRM词表中序号为1和2的词语)、匹配的关键诱饵新词48个、匹配的未学习新词72个。
3.1.3 实验设计
实验2采用单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学习条件：整体JOL vs. no-JOL)。因变量为已学词语的再认击中率和辨别力(d')以及关键诱饵词的再认虚报率和辨别力(d')。
3.1.4 实验程序
与实验1相似，实验2的流程包括学习阶段、分心任务和新旧再认测试阶段(如图3所示)。与实验1不同的是，在实验2的学习阶段，每个DRM词表的全部词语(即，6个词语)会在屏幕上同时纵向呈现，被试需要按词列完成学习，每列词表的学习时间为12 s。每列词表的6个词语按照它们与关键诱饵词的关联强度由高到低依次进行排列。此外，与实验1的逐项JOL不同，实验2要求被试对每个词列完成整体JOL。具体而言，在整体JOL学习条件下，当被试学习每个词表6 s后，词表下方会出现一个记忆预测滑条，被试需要预测自己在接下来的测试中能够成功记住该词列中的多少个词语(0%表示不能记住任何一个词语;100%表示能够记住所有词语)。被试移动鼠标至评估位置，单击即可完成记忆预测。如果被试在后6 s没有做出预测，电脑会出现弹窗进行提示，告知他们需要认真对接接下来的词列做记忆预测。如果被试在学习时间结束前完成了记忆预测，滑条和词列将继续呈现，直至12 s学习时间结束。而在no-JOL学习条件下，屏幕上仅纵向呈现一个DRM词列的6个词语，呈现时间12 s，被试不需要做整体JOL。除学习阶段的差异外，分心任务和新旧再认测试均与实验1完全相同。
3.2 结果与分析
3.2.1 已学词语(真实记忆)
在已学词语的再认击中率上，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整体JOL学习条件((M=0.70)，(SD=0.15))的再认击中率显著高于no-JOL条件((M=0.64)，(SD=0.21))，(difference=0.06)，95% CI [0.01, 0.11]，(t(54)=2.60)，(p=0.012)，Cohen's (d=0.35)(见图4A左侧)，表明整体JOL能够促进项目自身记忆(即，JOL对项目自身记忆产生积极反应性效应)。如图4B所示，30名被试的已学词语再认击中率表现出积极反应性效应，18名被试表现出消极反应性效应，7名被试表现出无反应性效应。
在已学词语的辨别力(d')指标上同样发现，与no-JOL条件((M=1.69)，(SD=0.77))相比，整体JOL学习条件((M=1.87)，(SD=0.63))下被试对已学词语和未学新词的辨别力更高，(difference=0.19)，95% CI [0.03, 0.34]，(t(54)=2.41)，(p=0.019)，Cohen's (d=0.33)。上述结果表明，整体JOL促进了被试对学习词本身的再认成绩，表现出已学词语再认记忆的积极反应性效应，该结果与实验1的发现一致。
3.2.2 关键诱饵词(虚假记忆)
在关键诱饵词的再认虚报率上，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整体JOL学习条件((M=0.48)，(SD=0.14))的关键诱饵词虚报率显著高于no-JOL条件((M=0.43)，(SD=0.16))，(difference=0.06)，95% CI [0.01, 0.10]，(t(54)=2.69)，(p=0.009)，Cohen's (d=0.36)(见图4A右侧)。如图4B所示，27名被试的关键诱饵词虚报率表现出积极反应性效应，21名被试表现出消极反应性效应，7名被试未表现出反应性效应。
在关键诱饵词的辨别力(d')指标上同样发现，整体JOL学习条件((M=1.31)，(SD=0.62))下关键诱饵词的辨别力显著高于no-JOL条件((M=1.15)，(SD=0.60))，(difference=0.16)，95% CI [0.04, 0.28]，(t(54)=2.71)，(p=0.009)，Cohen's (d=0.37)。关键诱饵词的结果表明，当对DRM词表做整体JOL时，JOL强化了词列内的语义关系加工，进而促进了虚假记忆的产生。
3.3 讨论
在已学词语上，整体JOL(实验2)和逐项JOL(实验1)均表现出对项目自身特征加工的促进作用，进而提高已学词语的再认测试成绩，表现出积极反应性效应。在关键诱饵词(即虚假记忆)上，实验2发现与no-JOL相比，做整体JOL增强了词列内的语义关系加工(即项目内语义关系加工)，进而导致个体产生了更多的虚假记忆。实验2的结果符合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预期：项目自身记忆和项目内关系记忆均表现出积极反应性效应。
4 实验3：整体JOL对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混合列表
实验3采用混合列表，考察整体JOL对列表间语义关系加工的影响，再次检验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混合列表指的是同一列表内的词语来自不同的DRM词表，每个词语分别对应不同的关键诱饵词，同一列表内的不同词语之间不存在语义关联。然而，不同列表中相同位置的词语均指向共同的关键诱饵词，即不同列表间存在较强的语义关联。根据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我们预期当列表间存在语义关系时，做整体JOL将促进项目(即列表内的各个词语)真实记忆，并破坏列表间语义关系加工(即破坏列表间关系记忆)，进而降低虚假记忆的产生。换言之，在DRM混合列表中，整体JOL表现出对虚假记忆的削弱作用。
4.1 方法
4.1.1 被试
根据预实验结果(Cohen’s (d=-0.41))，进行统计功效分析，结果表明至少需要49名被试才能够在统计检验力为0.80的条件下观测到显著的虚假记忆反应性效应(双尾检验(alpha=0.05))。实验3招募在校大学生49名，其中男生16名，平均年龄为21.22岁((SD=2.27)岁)，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所有被试均在隔音实验室内单独完成实验，实验结束后被试获得一定的报酬。
4.1.2 实验材料
同实验2。
4.1.3 实验设计
同实验2。
4.1.4 实验程序
实验3程序如图5所示。与实验2不同的是，实验3呈现的每列词表是由6个不同主题的DRM词语组成(即DRM混合词表)，混合词列呈现顺序为纯词列中对应位置的词语组成。具体而言，电脑随机将24列DRM纯词表分成4组，整体JOL和no-JOL条件下各两组，每组包含6列DRM纯词表。对于每组学习词表而言，电脑按学习词的位置顺序重新生成6列混合词表。换言之，每组第一列学习词表由6列DRM纯词表中序号为3的词语组成;第二列学习词表由6列DRM纯词表中序号为4的词语组成;以此类推，最后每组生成6列混合词表。
与实验2另一个不同在于，在实验3的新旧再认测试中，学习词不再按照每列奇数位置选取词语进行测试，而是按照每组奇数列选取，即第一列、第三列和第五列的词语作为再认测试中的已学词。
4.2 结果与分析
4.2.1 已学词语(真实记忆)
在已学词语的再认击中率上，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整体JOL学习条件((M=0.61)，(SD=0.17))和no-JOL条件((M=0.63)，(SD=0.17))的再认击中率无显著差异，(difference=-0.02)，95% CI [-0.07, 0.03]，(t(48)=-0.78)，(p=0.441)，Cohen's (d=-0.11)(见图6A左侧)。如图6B所示，21名被试的已学词语再认击中率表现出积极反应性效应，24名被试表现出消极反应性效应，4名被试表现出无反应性效应。
在已学词语的辨别力(d')指标上，同样发现两种学习条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整体JOL：(M=0.99)，(SD=0.51);no-JOL：(M=1.04)，(SD=0.60))，(difference=-0.05)，95% CI [-0.18, 0.09]，(t(48)=-0.69)，(p=0.492)，Cohen's (d=-0.10)。
4.2.2 关键诱饵词(虚假记忆)
重要的是，在关键诱饵词的再认虚报率上，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整体JOL学习条件((M=0.41)，(SD=0.18))的关键诱饵词虚报率显著低于no-JOL条件((M=0.46)，(SD=0.19))，(difference=-0.05)，95% CI [-0.09, -0.01]，(t(48)=-2.57)，(p=0.013)，Cohen's (d=-0.37)(见图6A右侧)。如图6B所示，28名被试的关键诱饵词虚报率表现出消极反应性效应，仅有17名被试表现出积极反应性效应，另外4名被试未表现出反应性效应。
在关键诱饵词的辨别力(d')指标上，同样发现整体JOL学习条件((M=0.39)，(SD=0.43))的辨别力显著低于no-JOL条件((M=0.53)，(SD=0.49))，(difference=-0.15)，95% CI [-0.26, -0.03]，(t(48)=-2.55)，(p=0.014)，Cohen's (d=-0.36)。关键诱饵词再认虚报率和辨别力(d')的结果表明，当DRM词列为混合列表时，整体JOL阻碍了列表间词语的语义关系加工，因此降低虚假记忆，再次表现出虚假记忆的消极反应性效应。
4.3 讨论
实验3采用混合列表，发现整体JOL对虚假记忆产生破坏作用，该结果与实验1的发现一致。但是，与前两个实验发现不同的是，整体JOL对词列自身的加工优势消失(已学词语的再认击中率和辨别力(d')指标上未出现积极反应性效应)。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混合词列由多个子项目组成(即由6个无关的词语组成)，整体JOL对词列本身真实记忆的促进作用被分散至每个子项目上。因此，对于单个子项目而言，整体JOL的促进作用减小，导致实验3未观察到整体JOL对项目自身记忆的积极反应性效应。
5 总讨论
本研究基于DRM范式考察JOL对虚假记忆的反应性影响及其内在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进一步为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提供了支持证据。实验1采用逐项JOL，初步揭示出学习时做JOL会阻碍被试对DRM词语间语义关系的加工，进而降低虚假记忆;同时，做JOL能够促进被试对DRM词语本身特征的加工，进而提高项目自身的真实记忆。总之，JOL对项目自身记忆(即已学词语的真实记忆)和项目间关系记忆(即关键诱饵词的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出现了双分离现象，该结果支持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
为了进一步检验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关于项目内和项目间语义关系加工的理论预期，实验2和实验3通过操控DRM词列的呈现形式(即纯列表和混合列表)和JOL类型(即整体JOL)，成功剥离了JOL对项目自身记忆、项目内和项目间语义关系记忆的反应性效应。实验2采用整体JOL，要求被试对DRM纯词表(即列表内存在语义关系)进行记忆预测。结果发现，整体JOL促进项目自身记忆，同时增强纯列表内的语义关系记忆，进而促进虚假记忆。为验证实验1结果的稳定性，实验3以混合列表的形式呈现DRM词列，即列表内词语之间不存在语义关联，但列表间相同位置的词语存在语义关联。结果发现，整体JOL对项目间语义关系记忆(即混合列表间语义关系记忆)同样表现出破坏作用，该结果再次支持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
5.1 真实和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存在双分离现象
实验1揭示出逐项JOL能够促进已学项目的真实记忆，但同时降低虚假记忆。相似的结果在独特性加工的研究中被重复观察到。例如，McCabe和Smith(2006)基于DRM范式发现，生成信息(generation)作为一种独特性编码方式，其能够提高个体对已学词语的真实记忆，同时这种方式还能够降低虚假记忆。该研究中生成组被试需要在学习阶段听写发音倒置的单词(例如，tch-wa)并将其转换成标准单词形式(即，watch)，而控制组被试直接听写发音标准的单词(例如，table)。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生成组对已学词语的正确击中率更高，并且对关键诱饵词的错误虚报率更低，表现出镜像效应(mirror effect; Hunt et al., 2011; Starns et al., 2006)。基于独特性加工视角，McCabe和Smith(2006)提出造成镜像效应的原因是，生成学习促进了项目自身独特性加工，但由于个体的认知加工资源是有限性的，生成信息会同时破坏个体对DRM词语之间语义关系的加工，而这种语义关系加工是导致虚假记忆产生的关键机制。因此，虽然生成学习会促进已学词语的真实记忆，但同时降低虚假记忆(Brainerd & Reyna, 2002; Roediger et al., 2001)。
以往大量研究发现，独特性加工是提升项目自身记忆的重要内在机制，其可进一步划分为任务独特性和项目独特性(Hunt, 2006)。其中，任务独特性是指学习方式本身能够促进项目自身特征的编码。例如，测试对比重复学习(the testing effect)、生成对比完整学习(the generation effect)、绘画对比默读学习(the drawing effect)等，这些学习方式通过促进项目自身独特性编码来提高项目自身记忆，因此这些编码方式也被称为独特性编码策略(Bodner et al., 2016; Hunt & McDaniel, 1993)。此外，项目独特性是指项目固有的特征，例如，英文或中文实验材料中出现数字、言语材料中出现图片，这些学习材料的独特性也能够有效促进个体的项目自身记忆(Icht et al., 2014)。
学习时做JOL也是一种促进项目自身独特性加工的编码方式，做JOL时可能同时促进任务独特性和项目独特性。一方面，与不做JOL相比，做JOL需要个体集中注意并分析当前所学项目，激活更多关于项目本身的诊断性线索，从而做出合理的记忆预测(Senkova & Otani, 2021; Zhao et al., 2022)。该过程增加了个体对项目自身特征的编码，即产生任务独特性。另一方面，个体对已学项目给予不同的JOL数值，每个数值与项目一一对应，JOL数值增加了项目自身的特征性和项目间的区分度，因此做JOL也可能增加项目独特性(Mitchum et al., 2016)。由于做JOL增强了项目自身的独特性特征，个体会投入更多的注意资源到项目本身上;与此同时，因为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只有较少的认知资源会被投入到项目间关系加工。因此，做JOL能够提高项目自身记忆，但同时破坏项目间关系记忆，导致真实和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发生分离。需要指出的是，独特性加工并不局限于编码阶段，在提取阶段也同样存在(即独特性启发式，distinctive heuristic)。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能够区分编码和提取阶段独特性加工作用的新范式(例如，inclusion test)，进一步考察独特性加工如何影响反应性效应的产生(Hege & Dodson, 2004)。
此外，上述结果也符合虚假记忆的模糊痕迹理论(fuzzy-trace theory)解释(Brainerd & Reyna, 2002; Reyna & Lloyd, 1997)。该理论指出虚假记忆的内在产生机制是，人们在信息加工时主要依赖于语义或意义表征(即要义痕迹，gist trace)，而非依赖于信息的具体细节表征(即字面痕迹，verbatim trace)。然而，随着人们对信息自身特征或细节的利用增加，虚假记忆将逐渐减小或消失。与该理论假设一致，当要求被试对DRM词语做JOL时，被试需要仔细分析每个词语独特性特征或具体细节，从而做出准确JOL(Zhao et al., 2022)。由于逐项JOL迫使被试将大量的认知资源投入到项目自身特征加工，导致分配给不同DRM词语间语义关系加工的认知资源相应减少，因此逐项JOL降低了虚假记忆。
实验2进一步操控JOL类型和DRM词列呈现形式，发现DRM纯列表条件下做整体JOL能够促进虚假记忆。该结果与Namias等人(2021)的研究结果一致，其研究采用绘画学习(即独特性编码方式)发现，DRM词列的呈现形式能够调节虚假记忆的产生。其研究中，被试需要在学习每个DRM词语时画出该词语指代的图像。对于其中一组被试，屏幕上会同时呈现每列词表的全部DRM词语，被试需要将词语组合完成同一副绘画(即整合绘画组)。而对于另一组被试，每列词表的DRM词语逐个呈现，被试需要分别针对每个词语完成绘画(即单个绘画组)。研究发现，相比于单个绘画组，整合绘画组的关键诱饵词再认虚报率更高，表现出更强的虚假记忆。Namias等人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相比于单个绘画，整合绘画会促使个体意识到列表内的DRM词语之间存在较强的语义关联，因此整合绘画增强了列表内语义关系加工，进而导致个体产生较强的虚假记忆。同样地，本研究的实验2同时呈现DRM纯列表的全部词语，这些词语存在共同的语义关系并指向相同的关键诱饵词。学习时做整体JOL将利用并强化纯列表中各个DRM词语的语义线索，进而提高已学词语本身和关键诱饵词的记忆。
实验3发现，在DRM混合列表条件下，做整体JOL破坏了列表间的语义关系加工，降低了虚假记忆，该结果与实验1一致。但与实验1不同，实验3发现整体JOL对项目自身记忆(已学词语的再认记忆)的促进作用几乎不存在。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种可能性解释是项目数量的差异。相比于逐项JOL(实验1)，个体在做整体JOL(实验3)涉及多个无关的学习词语，JOL对项目自身特征的加工优势将被分散到多个学习词上，因此对于单个学习词而言，整体JOL对项目自身记忆的促进作用被大大削弱。Namias等人(2021)同样发现相似的研究结果，即单个绘画组的真实再认记忆成绩高于整合绘画组，该结果说明当独特性编码方式指向多个子项目时，其编码策略表现出的记忆优势将减小。
此外，另一种可能性解释是双任务损耗(dual-task costs; Mitchum et al., 2016)。与实验2的纯列表形式不同，在实验3中每列词表内部的各个词语之间并不存在语义关联，且每列词表的学习时间较短。因此，在要求被试学习每列词表的同时做整体JOL，整体JOL可能作为次级任务占用编码主任务的加工资源，而这种双任务可能会抵消做JOL对项目自身加工的促进作用，进而导致JOL对项目自身记忆的积极反应性效应减小或消失(Zhao et al., 2022)。
5.2 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可用于有效解释反应性效应的内在产生机制
尽管先前研究部分验证了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但其忽视了理论关于项目内语义关系记忆反应性效应的假设(Zhao, Li et al., 2023; Zhao, Yin et al., 2023)。本研究基于DRM范式，进一步揭示出JOL对项目自身记忆和项目内语义关系记忆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项目间语义关系记忆具有破坏作用。研究结果支持了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表明该理论能够用于有效解释反应性效应的内在产生机制。
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和其他反应性效应的理论解释并不相互排斥(例如，线索强化理论、目标改变理论和学习投入增强理论等)，该理论能够有效弥补现有理论的不足之处。例如，先前反应性效应的理论均聚焦于项目自身记忆(即单个词语或词对的记忆)，这些理论均难以解释JOL对项目间关系记忆的影响(Myers et al., 2020)。但需要说明的是，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其难以解释当学习材料存在难度差异时反应性效应产生的原因。例如，Mitchum等人(2016)发现在相关和无关词对组成的混合列表中，与no-JOL相比，做JOL显著提高了相关词对的线索回忆成绩，但降低了无关词对的线索回忆成绩。Mitchum等人(2016)提出目标改变理论(changed-goal theory)对上述发现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做JOL能够提高个体对所学项目难度的元意识，即个体意识到自己能够记住一些简单项目(如相关词对)，而无法记住一些困难项目(如无关词对)。为了防止出现“无用功”现象(i.e., labor in vain; Nelson & Leonesio, 1988)，个体主动放弃学习困难项目，转而将更多的学习资源用于识记简单项目。因此，与no-JOL相比，JOL条件下相关和无关词对之间的记忆成绩差值更大。需要指出的是，目标改变理论难以解释当学习材料不存在难度差异时，反应性效应仍然稳定存在的原因。
对于不同类型的学习材料表现出不同模式的反应性效应，一种潜在解释是反应性效应是一种复杂的记忆效应，由多种不同模式组成，且不同模式的反应性效应其内在机制也不尽相同(Li et al., 2022)。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不同材料类型的反应性效应认知或脑机制是否存在差异。此外，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和线索强化理论关于JOL对项目自身记忆和项目内语义关系记忆具有积极反应性效应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Maxwell & Huff, 2022; Myers et al., 2020; Rivers et al., 2021; Soderstrom et al., 2015)，但线索强化理论无法预测JOL是否对项目间关系记忆产生反应性效应，也难以预测该效应的具体模式。
5.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DRM范式考察JOL对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研究结果进一步为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提供了支持证据，为后续制定缓解虚假记忆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科学启示。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本研究采用的实验材料皆是词语列表，该材料难以代表真实教学中的学习材料，并且本研究中的全部实验均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缺少对真实教学场景的模拟。真实课堂情境下学生学习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学习环境激活的元记忆监测线索也更加多样(Ariel et al., 2021)。未来研究可以选取更贴近实际的教学材料(例如，解剖结构或课本章节)，进一步考察JOL对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
另外，本研究主要采用JOL来考察虚假记忆的反应性效应，即被试在学习完每个项目后完成前瞻性的记忆预测。除前瞻性元记忆监测以外，元记忆监测的形式还包括回溯性元记忆监测(Double & Birney, 2018)。与前者不同的是，回溯性元记忆监测在记忆提取之后完成，例如当被试回答某个问题后，对自己作答正确程度进行信心判断。未来研究可以考察不同的元记忆监测形式(例如，信心判断、知晓感判断等)对真实和虚假记忆的影响。
最后，本研究主要通过比较JOL和no-JOL条件间回忆成绩的差异来测量反应性效应(Soderstrom et al., 2015; Zhao et al., 2022)。虽然本研究将不同学习条件间的学习时间进行匹配，但是与先前众多研究相同，本研究在no-JOL条件下并没有要求被试完成任何其他控制任务。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匹配JOL和no-JOL条件，进而避免其他无关因素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例如，在no-JOL条件下向被试同样呈现0~100的滑条，要求被试随机选择一个数字，以此提高JOL和no-JOL条件间的匹配程度(Senkova & Otani, 2021)。
6 结论
逐项JOL能够破坏DRM词语间的语义关系加工，进而降低虚假记忆;与此同时，逐项JOL促进项目自身独特性加工，进而促进真实记忆。此外，整体JOL促进项目内(或列表内)语义关系加工，但破坏项目间(或列表间)语义关系加工。项目自身与关系理论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反应性效应的内在产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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