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的种类特征及流行的原因，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图片等方法，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背景，探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丰富的原因。研究表明：1)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的床上用品承载着古代上尊下卑的阶级观念、满足各阶层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需求以及象征对美好生活的吉祥寓意等作用;2)随着少数民族的融合，魏晋南北朝受胡床等高坐具影响，低型坐具逐渐转为高型坐具，除高型坐具出现新的床上用品形式，低面坐具中也出现隐囊、帷帐等新形式;3)魏晋玄学和佛教思想的发展是影响床上用品丰富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床上用品;纺织;魏晋南北朝;民族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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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床上用品指用于睡眠在床上使用的物品，包括被褥、帷帐、枕头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中的被褥、枕具，以及床上用具附属的帷帐、隐囊等都是中国古代家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床上用品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的研究，为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新的思路，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家纺文化能够更加鲜活、具体的展示。目前，我国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类别的床上用品上，或者从整个中国古代家纺史出发，部分提及魏晋南北朝床上用品的。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虽根据史料对隐囊、褥子、帷帐等的形制及使用场景有所描述，但更多的是集中于服饰，未对床上用品的种类进行详细分类与分析。除此之外，沈从文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一书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斑丝隐囊”“棋子方褥”的形制和纹样等进行了描述。在卢兆荫的《略论两汉魏晋的帷帐》一文中，以帷帐的发展入手，对魏晋时期帷帐种类进行了分类与探析。杨东辉《中国家纺文化典藏》一书，按照历史逻辑的顺序，对各个时期的家纺，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进行了分析，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的使用方式、床上用品承载的历史意义和实际价值意义等方面，未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不同类别的分析，以及床上用品发展原因等的探析是很有必要的。笔者认为，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不同的种类出发，通过分析其床上用品种类丰富的原因和不同类别床上用品的特性及意义，对了解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床上用品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种类的丰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种类丰富多样。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种类在以前基础上，随着民族文化的融合、佛教文化的传播等，出现新的发展，例如帷帐形制的转变、隐囊的出现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主要有被子、褥子、枕头、帷帐和隐囊五大类，不同的床上用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功能性和使用场景也有所不同。
1.1 被子——阶级划分在被子上的体现
被子作为床上用品的一种，一般指睡觉时覆盖身体的长方形布料。在古代，被子起初不叫“被子”，先秦时人们称其为“衾”“裯”等。《召南·小星》中就有“肃肃宵征，抱衾与裯”的诗句，大致意思为有人天还未亮就要出征，抛开温暖的被和帐，这里的衾就是指被子，可见被子由来已久。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子的材质丰富，主要有丝绵、布等。丝绵在古人被子里有做填充物，也有做成蚕丝被，用于御寒。在东晋杨方的《合欢诗》里有“衣用双丝绢，寝共无缝绸”“寝共织成被，絮用同功绵”的诗句，大致意思为所有的衣服，都用双丝织成的绢料，所有的被面，都用绸缎缝制;被子都用丝织品做成，里面填充的是丝绵。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文化中，阶级观念一直围绕着人民的生活，不同阶级之间有着鲜明的区别，体现在床上用品上，就是上层阶级的丝绸被与普通百姓的布被。《杜祭酒别传》里和《东宫故事》中分别有“有寒苦人举被乞之常眠布被中”“太子有七彩文绮被，又有绛文罗面被”，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阶级差别体现在床上用品上，就是下层普通百姓多着布被，材质简单，上层阶级被子多用绫罗绸缎制成，以提花丝织物为主，材质多样、色彩华丽。图1是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藏的南北朝褐地龙对凤纹经锦片，锦片材质为桑蚕丝，图案连续复杂，由龙纹和凤纹组合构成。由此，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阶级之间被子材质在使用上有很大区别，被子材质主要有布和绸缎，普通百姓被子多以布缝制，而上层阶级以丝织品为主，究其原因有：平民百姓与贵族间物质水平有所差别;受封建等级观念的约束，有着鲜明的等级制度，而布被和绸缎被的不同使用，这是古代阶级观念在生活上的体现。
1.2 褥子——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需求
褥子是指睡觉时垫在身体下面的物品，材质有棉、兽皮、草等。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荡不安，普通百姓虽有用褥子，但受经济和身份的影响多用植物做成的草褥子。《北史·列传·卷五十九》中提到“又于后园内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时于中寝息，布衣草褥”，这里的“草褥”指的就是草垫子，可见此时期平民百姓多用植物做成的褥子。相比平民百姓所垫的褥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宫廷贵族为追求奢华，多使用华丽的褥子，褥子除在床榻上使用，也有在坐时使用的，坐褥相比床褥形制更小，便于出行时携带。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有提及“坐棋子方褥”，这里“棋子方褥”的意思是织成棋格图案以丝织品制成的方形坐褥，便于随身携带。出土于河南郑县学庄的南朝贵妇出游画像砖，如图2所示，最右侧上身穿裆衫，下穿长裙，足登高履，头梳双丫髻的女子，手挟的就是方褥。晋代葛洪在《抱朴子·讥惑》中提及“疾患危笃，不堪风冷，帏帐茵褥，任其所安”，这里的“茵褥”就是床垫子，大致的意思是病势危急，经不住风吹和寒冷，帷帐和床垫子，怎么舒服怎么用。可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床褥的使用十分普遍，因其使用目的不同，需求也有所不同。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床褥使用的不同有两方面原因：1)从社会生活需求上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草褥子、丝织品等做成的褥子，不同阶层因其身份地位、经济不同，在社会生活中对褥子的需求自然有所不同。2)从褥子的使用上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坐褥的出现解决了床褥的使用局限性，满足了出行需要，但两者主要目的都是为提高床、坐具的舒适性，解决保暖等生活需求。
1.3 枕具——寓意吉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枕头作为寝具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古代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材质，如玉、石、木、皮、毛、布等。除材质外，款式和花纹也十分丰富，同时古人在枕头内的填充物，在表达对美好生活期许的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反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枕具的样式、材质多种多样，在《晋书·王澄传》和《魏略》中分别提到“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铁马鞭为卫，澄手恒捉玉枕以自防”“大秦国出五色枕”，可见魏晋时期玉枕和五色枕都有使用。出土于新疆营盘墓地和周边墓地的众多汉晋时期的枕具，种类有鸡鸣枕、毛绣枕、缀珍珠的暗花丝绣枕等。图3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花鸟纹刺绣残片，推测是鸡鸣枕的一个角，如图3所示，残片材质为绢，图案上中部为花盖，下体为双头鸟，双头鸟纹样有着夫妻相依为命的美好寓意;图4是吐鲁番博物馆收藏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阿斯塔那古墓中的鸡鸣枕，鸡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知时鸟”，是天明的象征，有着鸡鸣即起的寓意。图4中的鸡鸣枕用淡黄色麻布缝制，红绢和黑线搭配描绘鸡的特征，寓意吉祥。在康晓静、王淑娟的《新疆营盘墓地出土毛枕的保护修复研究》一文中提到，毛枕内部原填充麦秸秆，虽已将其去除但是仍有麦秸秆附着毛布表面，较细的秸秆穿插在毛布纤维内。因此笔者推断，魏晋南北朝时期枕头材质，有玉、绢、麻、毛等，枕内填充物有秸秆等，枕头颜色绚丽多彩，款式多样，图案以动植物为主，赋予其吉祥的寓意，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枕具多带有吉祥寓意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战乱中，人们颠沛流离，在困苦生活中人们需要美好事物来给予生活希望，而枕具正是在此时期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
1.4 帷帐——功能性在帷帐形制上的反映
帷帐，乃帷幕床帐，在《孔雀东南飞》中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的诗句，描绘了两汉时期帷帐的样式，可见两汉时期帷帐颜色已十分艳丽，并附有装饰之物。帷帐是一种半围合的织物形态，常出现在建筑空间的内外。相比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帷帐有了新发展，被广泛使用于居室中，按其功能性大致可分为寝帐与坐帐，其材质有纱、布帛等。精致的帷帐在当时深受文人雅士喜爱，再加上受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掀起兴盛之风。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就有对寝帐的描绘。由图5可见，寝帐材质为轻柔的纱，床前与床侧部分帷帐可分段向上束起，形成不规则的连弧形，在装饰床榻的同时，具有一定的遮光性。创作于东晋时期的冬寿墓壁画中，就有对冬寿夫妇分别坐于坐帐之中的场景进行描绘，相比于寝帐，坐帐形制较小，通常为一人坐卧。如图6所示，图中冬寿夫人于坐帐中侧身而坐，坐帐顶部有莲花装饰，旁边附挂饰，帷帐用缎带分段扎起，形成弧状。由此笔者认为，帷帐成为魏晋南北朝流行床上用品之一，形制丰富。按其形制来看帷帐大致可分为寝帐和坐帐，多为长方形框架结构，帷帐材质以轻薄的纱为主，相较于寝帐，坐帐形制更小;按其功能性来看，坐帐更加轻巧灵活，便于出行使用，床帐与坐帐都有着防风沙、遮蔽以及御寒的作用。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帷帐的发展，既满足人们对装饰美的追求，也满足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帷帐不同功能的需求。
1.5 隐囊——为贵族休憩提供更好方式
在魏晋南北朝众多的床上用品中，还有一种名为隐囊的卧具，这是一种供人凭倚靠的软性靠垫，最早于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隐囊以丝织物为表，内部用织物或纤维填充。在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由唐代孙位所画《高逸图》残本中，图中四位竹林七贤中有三位用隐囊，图7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可见阮籍手执麈尾，侧身倚靠鼓鼓的隐囊，隐囊外表花纹丰富，绣有莲花纹样，图案华丽。出土于西安市北郊的安伽墓中的围屏石榻，在石榻内有金浅浮雕图案，其中正面屏风中的第二幅乐舞狩猎图中，就绘有粟特贵族倚靠隐囊的场景。如图8所示，粟特人侧身观赏，右手握杯，同时将右臂靠于隐囊之上，左手轻搭在隐囊上，表现出悠然自得的姿态，图中隐囊为朱红色，呈竖立鼓状，有两条纵向条纹，两端有莲瓣纹样式。图9是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由北齐杨子华创作《北齐校书图》，其原本已佚，现存的是宋摹本，从图9可见，图中一女侍立于坐具旁，抱一个鹅蛋形晋南北朝时习用的隐囊。可见，南北朝时期隐囊多为椭圆形鹅蛋状，内有填充物，色彩鲜艳，图案多带有莲花纹样。在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中有提到“上倚隐囊，置张贵妃于膝上”，描绘了陈后主在宴会中，侧身倚靠在隐囊的场景，可见南北朝时期隐囊被贵族名士使用。由此，笔者推断，隐囊大致在南北朝开始出现，形状多为椭圆状，为贵族名士在宴会宾客时所用，体现尊贵身份同时，能够更好地为贵族名士提供休息环境。隐囊为贵族休憩提供更好的功能优势体现在结构和纹样上，就是在隐囊内部加以填充，使隐囊更加柔软舒适，满足贵族对休憩环境的高要求，同时外面织物纹样丰富华丽，不仅具有装饰性，更凸显了当时名士贵族的身份地位，满足了贵族的心理需求。从历史文化上来看，南北朝时期隐囊顶端多带有莲花纹装饰，这是早期隐囊的独特特征，也是佛教文化跟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结果，反映了当时的文化风貌。
2 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丰富的原因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种类的丰富，是社会环境、民族融合、阶级斗争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受战乱不止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流动性大、民族关系变动频繁;佛教的传播也使人民思想观念发生转变。除佛教以外，魏晋玄学也在此时期得到发展。魏晋风骨的文化氛围使追求个性解放诉求凸显，反映在家具上则是使用更自由，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床上用品最终朝多样化方向发展。
2.1 民族交融下生活方式的改变促进床上用品的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和生活习惯有所不同，但民族的社会水平和方向都是为适应生活方式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为小区域流动，战乱使社会危机加深，人民非主动地背井离乡向外流亡，空前数量的民族加入到民族融合的潮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我国民族交融的高峰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不同的民族文化在此融合，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民族融合发生变化，此时民族间的交流与沟通是必然的。因此，民族融合背景下，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是必然的。生活方式是指个人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活动方式，包括衣食住行以及闲暇时间的利用等。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活方式的改变体现在床上用品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床具的变化，床具的发展也影响了床上用品的选择。中国古代家具，是由低向高演变而来，两汉时期已有床、榻类型的家具，东汉末年北方少数民族的“胡床”传入，以及受北魏时期佛教和西域文化的影响，出现许多高型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由原本的“席地而坐”逐渐向以床榻为主的盘腿坐、垂腿坐转变。此外，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南迁，受少数民族高足家具的影响，起居习惯转变，魏晋时期床榻开始逐渐增高。探析北方少数民族使用高面坐具的原因，主要是受气候变迁的影响。公元初年至公元600年是我国气候的第二个寒冷期，期间气候逐步变冷，于公元三四世纪达到最冷，随后逐渐减弱。在《晋书·文帝纪第二》中记载，魏末晋初，北方民族归附的人数达八百七十余万口。可见，此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受天气影响开始迁向南方。在寒冷天气下，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帐篷及其容易潮湿，为避免床具潮湿阴冷，少数民族使用离地面较高的高型床具。极端寒冷的天气为少数民族高型坐具的传入提供了良好基础，使其更容易被汉族所接受。加之垂脚坐较跪坐舒适，因此人们逐渐增加小床的高度，开始在小床上垂脚坐，高型坐具逐渐被汉族接受。在山西博物馆所藏的司马金龙漆画屏风板背面第二幅中，就有床榻增高的场景，如图10所示，图中“李充妻”姿势端正，跪坐于床榻之上，可以看见床榻下面有明显的镂空增高。东晋的女史箴图，可见一男子垂足坐于床榻前，床榻下方也有所增高。此外，在南北朝时期的洛阳龙门宾阳洞的维摩说法造像中的床，图中一人倚于床榻之上，双腿放松、坐姿随意，图中人物使用的也是高型坐具。可见，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家具从低到高的转折时期，起居习惯是家具形式改变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高型家具的传播，坐姿也以垂足而坐和盘腿而坐为多，这是少数民族融合过程中高型坐具带来的垂足坐以及佛教文化中盘腿而坐共同影响的结果。床上用具的发展加速了床上用品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型床具发展，为适应这种新趋势床上用品也有了新发展，比如隐囊、帷帐等。究其原因，隐囊及帷帐的出现是为让人们在生活休憩时更加地舒适、方便，种类与材质的丰富也是为适应床榻在不同使用场景的需求。《魏书·食货志》中记载“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雇价布六十匹布”，可见魏晋南北朝纺织品丰富，并成为一般等价物，可以充当货币使用，种类多样，有绢、绸、布等。由此，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纺织品的发展是床上用品适应床具发展的结果，同样纺织品的丰富多样也促进了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的发展。这时期床具由低向高转变是必然的结果，纺织品的多样化、床上用品的发展也是必然的。
2.2 思想观念嬗变下床上用品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都正经历转折与嬗变，旧的社会秩序与制度不断被打破。丝绸之路的开辟、各民族间的融合以及本土思想的发展都为佛教的传入和传播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宗教思想上突出主要表现为佛教与道教间的交流、佛学与玄学间的互鉴。宗白华提到“汉末魏晋六朝在精神上是极其自由、极其解放的时代”，思想多样化为社会生活增添新的活力，同时促进了魏晋南北朝床上用品的发展。
2.2.1 魏晋玄学对床上用品的影响
汉末以后，三国统治者不再将道教视为一种敌对势力，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可利用的力量，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道教认识更加深入，此时道士的思想根源来自老庄，道士多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是一个具有价值意义的群体。卫绍生也有说到“千百年来作为名士标识的魏晋风度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可见，魏晋风度在魏晋南北朝风靡，广受人们追捧。道教思想曾在曹魏初期受到限制，曹植《辩道论》中说：“世有方士……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后在竹林名士推动下，通过对经书典籍的著录、对道教体系制度的充实等，道教逐渐成为当时主要宗教之一。其中，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追求个性的解放、追求隐逸生活，常聚于竹林间纵情饮酒，七贤虽都偏好玄学清谈，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却有不同。嵇康、阮籍、阮咸、刘伶主张老庄之学，即“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与王戎将老庄与儒术相杂于一体，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七人思想倾向虽有不同，但都对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竹林七贤”对文化的促进体现在家纺文化上，就是隐囊、坐具的使用。现存于上海博物馆，唐代孙位所绘制的《高逸图》，表现了魏晋时期文人的精神风貌，如图12所示，图中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身披宽襟大袍，上半身坦露，盘腿坐于带莲花纹样的软垫之上，倚靠着花纹华丽的隐囊，尽显魏晋风雅。以及图7中的阮籍，也侧身倚靠于花纹华丽、鼓鼓的隐囊之上。竹林七贤于竹林席地而坐，凭几、隐囊等床上用品在侧，尽显魏晋风姿，这种不拘一格的风度在魏晋时期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可见竹林七贤对当时社会的流行有着引领作用，促进了魏晋时期床上用品的发展。
2.2.2 佛教文化对床上用品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极深，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随丝绸之路传入，并快速在中国取得优势地位，并很快流传开来，探究其原因有四：1)丝绸之路的开辟加速佛教的传播;2)佛教与本土道家学说有着相似之处;3)魏晋南北朝时期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战争的困苦，需要新的信仰来进行精神上的寄托;4)上层阶级对佛教的佞信，以佛教操控百姓精神，巩固其统治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随丝绸之路而来，此时帝王权贵佞信佛教，为祈求来世幸福，大肆搜刮民脂用以兴建宏丽的寺庙，而普通百姓需要背负繁重的赋役，百姓想以精神上的解脱来逃离人世苦海，佛教文化主张的“因缘因果”“众生平等”正符合了当时百姓的精神寄托，这种精神上的寄托反映在佛教文化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有着圣洁意义的莲花纹样。在佛经记载中，莲花是圣人的化身，佛教以莲花比喻美好圣洁的事物，莲花所包含的寓意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清净、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莲花纹样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装饰性植物纹样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人们广泛运用于各类物品之上，以此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莲花图像在造物艺术(主要指的传统工艺美术)中随处可见，在南北朝时期的帷帐、隐囊等床上用品中都可以见到明显的莲花纹样。在冬寿夫妇的壁画中，帷帐顶部就带有明显的莲花装饰，如图13所示，描绘的是东晋时期的将领冬寿，图画中冬寿手持尘尾，正面端坐于帷帐之中，帷幕用缎带束起，在帷帐的顶部有莲花装饰物。以及图12中，山涛所坐的坐垫也带有莲花纹样，可见莲花的高洁形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广泛应用，被文人士大夫用来表现自己的高尚情操。由此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中莲花元素的盛行的原因，离不开统治者的操控，但更多的是文人雅士、百姓的主动接纳，莲花被广泛运用于床上用品中，从侧面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已经融入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佛教思想成为人们新的精神寄托。因此，魏晋玄学和佛教思想在魏晋南北朝得以发展，丰富了人们思想观念，而在其影响下生活方式的改变促进了魏晋南北朝床上用品的发展。
3 结语
魏晋南北朝是社会动荡、分裂割据的时期，也是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时期，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此时期融合发展，为魏晋南北朝床上用品的发展提供新的活力与契机。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床上用品种类、品类丰富的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结论：1)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的种类，主要有被子、褥子、枕头、帷帐以及隐囊。其中，对被子不同材质的选择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的阶级区别。褥子的使用则主要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求。枕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承载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形制、大小不同的帷帐满足了上层阶级对不同场合的要求。隐囊则更好地为贵族阶层在休闲娱乐时提供了方便。2)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丰富的原因多样，首先，频繁的战乱加速了人口的迁徙，推动了各民族间的交融，不同民族在床上用品的材质选择、使用方式等都有所不同;其次，外域文化的传入，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居形式，由低坐具向高坐具转型，床上用品也随之发生转变;最后，丝绸之路促使魏晋时期的本土思想与外来佛教思想在此碰撞融合，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此发生嬗变，引领和影响了魏晋南北朝床上用品的流行。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的丰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发展的结果，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上用品的探析，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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