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西方列强在殖民地实行法案化、强制化的语言现代化局面不同，晚清中国因半殖民体验特性，产生了异于前者的独特现代化面貌与理论自主空间。同样出于反殖立场，在晚清却萌生出两类相悖的语言方案。王照、章太炎等人坚守汉语本位的语言民族主义原则，对西方现代化话语中的殖民本质及文明等级秩序保持警惕。吴稚晖、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出于对文化西方的想象，主张废弃汉语、全盘世界语化，忽视了西方文化体系的殖民性与世界主义中隐含的民族主义质素，将包含殖民性的西方现代化话语误作实现大同理想的基石。西方企图以现代化与启蒙教化之名确立殖民侵略的合法性，而半殖民体验下的晚清语言现代化实践不仅批判了西方现代化话语，也为近代中国探索独特现代化理路提供了可能性。
关键词：半殖民体验;语言现代化;切音字运动;世界语;欧洲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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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晚清语言变革的研究中，“现代化”似乎是一个习焉不察的术语，而较少将“语言现代化”命题移置于半殖民的历史语境中加以阐释。有论者以后殖民理论作为切入点，认为在晚清以来的语言现代化过程中，“支持罗马化和拉丁化运动会有向语音中心主义殖民势力投诚的意味”。然而，全球性的“语音中心主义”是一回事，而半殖民历史语境下的中国语言现代化则是另一回事。现代化话语始终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密切相关，殖民地在社会工业、经济体系、政治体制等维度西方化的同时，文化及语言界域也同样受到殖民性的西方化(现代化)逻辑支配。但正如墨菲(Rhoads Murphey)所言，印度在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文化与社会结构上全面现代化(被殖民化)，同样在19世纪中后期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晚清中国却产生了不同于前者的现代化面貌。中国不仅没有全域西语化，反而能卓有成效地抵御语言殖民与确立民族语言主体性。晚清中国的语言运动因半殖民体验的特性(破碎、非正式、间接和多元分层)，语言现代化面貌也在极大程度上异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正如商伟所论：“无论是就语言文字改革自身而言，还是就其政治、社会和文化作用而言，五四白话文和国语运动都不能与近现代欧洲的书写地方化现象去做比较。它们之间甚至不具备起码的可比性。”那么，半殖民地的语言现代化与殖民地的语言现代化有什么不同?晚清中国的半殖民体验对语言现代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同样出于反殖立场，为什么会产生汉语本位与废弃汉语两种截然相悖的语言方案?在半殖民体验下，怎么重新理解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话语?
一、半殖民体验与晚清语言变革的自主空间
在西方帝国主义于全球范围内实行殖民侵略的过程中，语言的殖民化几乎成为一项基本方略。19世纪初，葡萄牙王室在巴西殖民地实行语言殖民政策，葡萄牙语成为殖民地的行政用语，此前的通用语言与本土语言被官方禁止使用。1719—1809年间的印第安董事会政策文件宣称：“在所有政府新领地的国家中的最不可改变的实践是直接将自己的语言介绍给那些被征服的人民”;葡萄牙王室认为巴西本土文明是落后的，“根据经验显示”，落后文明应该接受文明国家语言的教化与征服，如若不然，“他们文明化的可能都被剥夺了”。因此“印第安董事会的一项主要措施就是在他们各自的居住区域中确定使用葡萄牙语。此外，在任何情况下，在校学习的男孩和女孩们，以及所有的能被教化的印第安人都不允许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或者是被其他人所知的通用语言”。通过“落后—先进”的文明等级话语，殖民者得以利用教化之名在殖民地强制推行宗主国语言，语言的殖民策略将殖民地纳入到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利用文化同质化实现对本土文化的磨灭，以巩固宗主国在殖民地的权益。与之类似，作为英属殖民地的斯里兰卡，在19世纪30年代由英国科尔布鲁克皇家委员会在法律层面强制性规定了殖民地的通行语言为英语，在教育、行政、贸易等多个领域中取代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等本土语言。再如日本政府在1905年与朝鲜签订《乙巳条约》之后，确立了其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地位，并对朝鲜实行大范围的语言殖民方略。日本现代语言学之父上田万年在语言殖民策略实行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与弟子创建了超级日本语系语言学框架，以图证明日语及东亚殖民地语言之间存在密切同源关系，巩固日语在殖民地的统治性地位。他们着重强调朝鲜人由早期日本人归化而来，因此朝鲜语是日本语方言中的一种，或认为日本语是朝鲜语的进化方向，以此为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地位冠上文明教化的光环。
殖民宗主国利用教化或启蒙之名，通过语言殖民实现对殖民地更为正当与彻底的统治，这一殖民策略在18世纪以来的世界殖民实践中屡试不爽。英属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在沦为殖民地之后，经济、政治、文化等维度全面被殖民，本土语言被禁止使用，“雄心勃勃的印度父母越来越多地试图让他们的孩子获得英语知识”。英属印度时期的一位牧师在写给一位军官的信中说道：
在印度斯坦乃至整个亚洲出生和接受教育的任何阶级或人类物种的任何个体中，我都找不到一点古典品味、数学真理知识、真正的道德或宗教原则。在我看来，黑暗种族出现了，也确实出现了，埋藏在黑暗中，仅仅如机械般移动，完全没有那些使我们的种族尊严和高贵，并赋予我们与神有血缘关系的情感。
印度乃至亚洲的本土语言被英国殖民者视为黑暗与野蛮的表征，与之相对的是英语的高贵性。这一论述的底层逻辑是：1. 印度人不能被他们自己的语言所照亮，也不能被现在以这些语言存在的书籍所照亮;2. 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学习其他语言、阅读能够形成他们的品味的书籍等途径来获取知识及宗教道德的启迪。通过贬低亚洲的语言为前提，西方以亚洲的他者形象建构起自身的优越性镜像，并以启蒙话语作为伪装，达成对殖民地的文化殖民效果。明确的文化殖民主张在印度也收到了良好的自我殖民成效，从18世纪到19世纪，东印度公司以及传教士在印度设立了众多学院，以促进印度的本土化教育。这些学院最初的授课语言有英语、孟加拉语、印度斯坦语、波斯语等，但迫于英国殖民主义，这些学院的教学语言逐渐为英语所覆盖，“在19世纪30年代初，所有非英语科目的入学人数都出现了灾难性下降，而英语(科目)的人学人数则相应激增”。这一现象的出现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前提。1857年在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成立的三个大学中规定英语为正规的教学语言。原本的梵文、阿拉伯文和波斯语被文化遗产化，作为遗产的象征仅供学术研究，英语变成官方语言。
但与上述殖民地的情况不同，晚清以来的半殖民体验使得语言现代化面貌呈现出异质形态。墨菲认为，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印度在文化与社会结构上全面现代化(被殖民化)，但同样的西方殖民模式，在中国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不仅没有全域西语化，反而能在晚清时期卓有成效地抵御语言层面的殖民侵略与确立民族语言主体性。
自从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南京条约》以来，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加深。直至1901年，中国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列宁在1912年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判断为“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1915年，他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中国、土耳其、波斯······可以称之为半殖民地(其实它们现在十分之九已经是殖民地)的国家”。此后，列宁多次使用“半殖民”“半封建”等习语描述中国的社会性质。因此，学界一般认为“最初指明中国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就是列宁”。列宁的论断缺少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半殖民”的说法也为毛泽东、孙中山等沿用，但他们更强调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属性是在世界列强的共同侵略压迫下形成的独特形态。柯文认为中国的“半殖民主义现象”是“局部的，多国的，有层次的”。史书美进一步提出中国的殖民结构具有“多元、分层次、强烈、不完全和碎片化的特征”，她认为“半”并非“一半”的意思，而是指“中国语境下殖民主义的破碎、非正式、间接和多元分层等等的特征”。
因为晚清以降的半殖民特性，西方殖民国家在印度等殖民地实行的语言殖民方案无法在中国实施。随着晚清与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对殖民国家开放多个通商口岸，但因各个殖民国家在通商口岸和租界的“竞争性帝国主义”(competitive imperialism)，使得西方帝国主义之间也无法达成统一的语言殖民方案。对于半殖民处境下的晚清中国而言，西方语言并未成为具有统治性的官方语言。晚清知识分子意识到语言的民族性，周铭三认为在中国国土之内使用外语交流“实在是一种很不好的、很羞耻的现象”。他提及租界地域沪宁铁道一带常用英语，云南铁道一带常用法语，长春以南包括辽宁铁道和山东铁道一带常用日语，长春以北包括黑龙江和新疆一带常用俄罗斯语。西方语言在半殖民地中国的不均衡分布，与列强在中国划分的殖民势力相关。众多列强在中国实行的殖民策略，造成竞争与合作的半殖民割据局面，导致任何一种外语都不能广泛通行。晚清不少知识分子认为在中国内部使用西方语言是一种耻辱，但也有主张全盘西化者。无论是坚持汉语本位还是废弃汉语，晚清的语言运动在半殖民体验下大体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正因为偏离了二元对立的西方殖民模式，非正式、局部、碎片化的半殖民体验为晚清中国的语言运动提供了余裕空间，形成了语言现代化的复调格局。
与沦为殖民地的印度、斯里兰卡、巴西等地相比，半殖民体验下的晚清知识分子的语言变革方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一部分晚清知识分子提出与民族国家建构相适应的语言方案，在保持汉语本位的基础上汲取日本与西方的语言运动经验，并试图通过语言变革引入新知，广开民智，最终达成“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的强国目标。这一种语言运动方案的达成以殖民西方的认知为前提，实质上是仿效欧洲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以民族国家建构的方式成为现代化强国。与上述途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语言方案，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同样以引入新知、富国强民为语言变革运动的目标，但并非最后目标，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超越民族国家，实现世界大同。因而无政府主义者的语言变革方案也区别于汉语本位原则，他们倡导以西方物质科学文明、无政府主义、语言等级进化论为基石的废弃汉语、全盘世界语化方案。
两种在半殖民体验下提出的语言变革方案，虽然都以保种图存、拯救晚清中国被殖民侵略困境为现实目标，但是前者认为西方的两种特性，对内文明与对外野蛮，是一体两面而不可分割。也就是说，发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现代结构对于自身民族语言维系民族国家统一的原则非常重视，但是对于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而言，文化殖民以及削弱磨灭各殖民地的本土语言是其主要策略。依据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开拓殖民地与海外市场，是维系本土国家强盛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如上文提及的殖民地印度、斯里兰卡、巴西等案例。因此章太炎、王照等人在语言方案中坚持汉语本位原则并非仅仅是守旧，而是抵御西方文化殖民、维持国家文化主体性的必要条件。对于主张废弃汉语、全盘世界语化方案的晚清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他们有意将西方切割为文化西方(文明的一面)与殖民西方(野蛮的一面)，西方对外实行殖民侵略的一面被有意忽视，只存留下文化西方的文明面貌。这一类知识分子试图在语言变革方案中以文化西方为标准改造“落后”的中国汉语，最终迈向以西方物质科学为主导的世界大同的“先进”格局。这两种倾向之所以能共存在晚清语言运动中，与近代中国特殊的半殖民特性密不可分。
二、汉语本位原则与对殖民西方/日本的警惕
坚持汉语本位原则的晚清语言变革方案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紧密相关。晚清文人在半殖民体验下认识到民族语言对于建构民族国家、抵御殖民侵略的重要性：
西国修辞学中有云，凡人知本国言语之正当用法，乃为国民者当尽之义务。······然反而观之，既为一国之民，并其本国言语亦不知用，则尚可称为国民乎?耻辱甚矣!况乎已受教育之人，而不知本国之普通文作法，国之覆亡，其无日夫，哀哉!嬴政之统一六国也，以焚书坑儒为愚民之术，尽人知之，而俄之灭波兰用本国语，印度之见夷于英，则其国民全用英语。国语之关于一国兴亡，概可想见。
汤振常以波兰和印度为例，力图证明语言对于建立民族主体性的重要意义，语言之变更关乎一国之兴亡。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发明、确立近现代国语的经验给予了晚清知识分子不少启示。黄遵宪出使日本的时间段，正是日本学界呼吁废除汉字以及鼓吹言文一致的时期。早在1866年，如前岛密、西周等日本学者就开始倡导“废除汉字”，以“西洋诸国的音符文字”替代之。在更深层次的运作逻辑中，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汉学的影响，扭转中日间“主导—附庸”的文化地位。日本学者试图通过重释《古事记》以发明日本的独立民族意识，如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中提出：“《日本书纪》因以后代之意记先代之事;以中华之言记皇国之意，故不合之处甚多。然《古事记》颇无故作高深之举，实录自古相言传之事，故其意、其事、其言皆可互相指称，皆为先代之实。”他否定了“中华之言”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认为中国汉学汉字与所谓“皇国之意”并不匹配，只是故作高深之语。因而，本居宣长在对《古事记》的重释中塑造了一个新神话：“由于《古事记》的产生，国语才得以成立，一种被称之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才得以被叙述，一个叫做‘日本’的‘内部’才得以成立。”在日本近现代国语确立过程中，本居宣长等日本学者有意设立了“中华之言”与“大和语”之间的对立，甚至本居宣长以所谓“皇国正音”重释《古事记》也是一种“佯装追本溯源”的行为，即“大和语”是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而被强调彰显的，日本在近代被西欧帝国主义以及殖民主义打开大门，本居宣长等日本学者强调“大和语”的日本“母体”精神的同时，也是对殖民西方的一种抗争。但是与日本文人在近代发明所谓“皇国正音”以重塑民族身份认同的路径不同，在坚持汉语本位的晚清语言运动中，并不存在以一种语言替代另一种语言的主张，而是以一种更为通俗化、更易掌握的言文一致体系补充传统的汉语书面语体系。但明治与晚清语言主张的运作逻辑具有一致性，在外部殖民西方的压力之下，语言民族主义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及认同。
落实到具体举措方面，在坚持汉语本位原则的基础上，晚清文人提出具有实用性的言文一致语言方案，与日本经验有关。黄遵宪在访问日本之后将日本的言文一致语言变革思路引进国内：“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清末知识分子在言文一致的语言变革主张上以切音字方案为主脉。如黎锦熙所说，切音字运动的发起同样是出于建设民族主义国家的诉求，在经历甲午战争的失败之后，知识分子追问日本迈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原因，同样是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日本却能先于中国在世界列强格局中赢得生存空间，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就在人人能读书识字，便归功于他们的五十一个假名”，知识分子“更震惊于他们‘速记术’之神速，于是乎群起而创造切音新字”。晚清创制的拼音文字方案多达28种，卢戆章认为他的切音字方案在实行之后，“不数月通国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无不识字，成为自古以来一大文明之国矣”。影响更大的是创制出《官话合声字母》的王照，他考虑到中国各地方言方音的极大分化，主张制定以京音为主的标准音，另添南方方言为补充，以达成普及教育、统一国语的目的。
既然日本言文一致语言变革方案对晚清知识分子有较大的影响，那么为何晚清文人不直接挪用日本国语的假名方案，并弃用汉语?在晚清西方传教士构建的语言进化话语体系中，汉语被认为是“繁杂原始”的语言。但晚清文人非但没有弃用汉语，反而明确表示：“我国文字肇自圣神，有形、有声、有义，传心载道，万古常新，断无磨灭之理。简字有声无义，仅足以代口语，义理之精微，经史之渊雅，仍非汉字不可，简字万不足以夺之。”
实际上，晚清语言运动之所以在主张言文一致的同时还坚持着汉语本位原则，是因为对殖民西方/日本怀有警惕。坚持汉语本位是塑造民族意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言文一致的实践是引进新知、开启民智的现实必要措施。“今日中国不能不读西书以启文明。然若皆学西文然后始读西书，则能读西书者有几，势不能不取径于译本明矣。”日本学者曾企图诱导晚清文人废弃汉语以实行日本语言方案。日本国民教育家伊泽修二劝说吴汝纶以日本的五十音图取代汉语以促成国语之统一，增长爱国心，促成国势强盛之目标。吴汝纶却以国内已经有王照的合音字方案为由，拒绝伊泽修二与土屋弘的建议。1906年，伊泽修二撰《呈中国提学使意见书论中国语言及中日韩三国文字之宜统一》，其中提及“中国文字太深，语言不一，内地交通不便之处尚多，下流社会风气仍多闭塞，致生阻碍”，进而对王照的合音字方案予以针砭：
近年若王照诸氏，始有所作，惜未能完备，不揣冒昧，指驳数端。一、喉音于母韵之外，另为一种，今王氏目母韵为喉音，一非也。二、父音母韵，不能相混。今王氏父音中混入母韵，二非也。三、母韵中尚有许多不全者，三非也。四、切韵脚音通于北京音，而不能通用于各省，故传之他处，而本音失其真矣，四非也。
伊泽修二又由北京官话在全国通行之艰难，论及中日韩语言文字统一之必要性，但实际上，其真实意图是以日本假名为主，统一三国语言。对此，王照回应道：“日本伊泽修二不明此理，剽窃此本，妄加增改，谬矣”，看似是不满于伊泽修二妄议，实则是在强调民族语言主体性已收到您的指令。系统将继续输出您提供的文档《半殖民体验与晚清语言现代化》剩余部分的内容。
(接上文)
主体性的同时，对日本的语言殖民企图(东亚三国语言统一)予以反击。
王照的合音字方案虽然思路取自日本假名，但内容则具有更多的本土性，以汉字笔画为字母并采用满语连读法，以拼写北京官话。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晚清言文一致运动中，虽然主张者在汉语本位之外另行设计了多套语言方案，但看似割裂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王照《官话合声字母》专为“无力读书、无暇读书者而设，故务求简易，专拼北人俗话，肖之即不误矣。……若用以拼文话，则读者有混淆、误解之弊，是必不可”。其论述逻辑似乎如新文化人所贬斥的那样：晚清语言运动有意划分出上等人与下等人，通俗性的语言变革是专供下等人使用的方案。而实际上，王照有进一步的语言规划，对于“贫人”“妇女”等无条件学习汉文的人可使用合声字母，但是有力读书、有暇读书的上等人，“仍以十年读汉文书为佳”。在王氏的言文一致构想蓝图中，通过合声字母达到基本的沟通交流，促进以北京官话为主的国语统一格局之产生，再考虑全面的言文一致，以此将落后的大众意识变成先进的大众意识。劳乃宣也持有相似观点，他将简字运动同样分为两个渐进阶段：其一为“方言统四”，使得“天下之人皆识土音简易之字”;其二才是“国语统一”，“迨土音简易之字既识之后，再进而学官音，其易有倍蓰于常者”。可见，如切音字等言文一致方案是一种权宜之计，在短时间内开启民智，并逐级利用语言方案的本土化特征，将国民的文化素质引导至更高阶段的知识水平。或如新文化人所说，晚清文人确有将底层国民与知识分子分而视之的看法，但并非有意实行知识权力区隔，而是试图根据不同的知识认知水平制定相应的语言教育方案，循序渐进，最终全面且高质量地促成国民素质的提升。
切音字方案在坚守汉语本位原则的同时，虽然对殖民西方/日本持有一定的警惕性，但也试图借鉴西方与日本国家的言文一致语言方案，融汇中西。不过在章太炎看来，对殖民西方/日本语言方案的借鉴毫无必要，他认为与其向外谋求，不如向内取鉴。首先，章太炎认为中国汉语本身就具备言文一致的特点，中国之所以民智不开，并不在于语言问题，而是因为缺乏完善的教育体系，“重以强迫教育，何患汉字之难知乎?”其次，他认为没有必要模仿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日本之所以提倡言文一致，并以万叶假名方案替代汉语，主要是为了摆脱中华文化的影响，以便确立自身民族语言的独立性，支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合法性。自古以来，中国拥有言文一致的民族语言，“自古文、小篆以至今隶，形体稍减省，而声音训诂，古今相禅”。虽然不同地域方言差异巨大，但“本出一途”。因此，章太炎认为“今各省语虽小异，其根柢固大同，若为便俗致用计者，习效官音，虑非难事”，在病因不同的情况下，一味主张学习日本的语言运动，不过是“以除旧布新为号”，“骛名而不求实”罢了。章太炎也并不否定引入西学新知对于开启民智、增强国力、反抗殖民侵略的重要性，哪怕是用汉语翻译国外书籍时，也是“名从主人，号从中国”。而且汉文名词的表述在南北方言中也各自不同，这是以汉文译西书的极大缺陷。章太炎的解决方案不同于言文一致，而是从方言人手增加汉语词汇的数量，“一返方言，本无言文歧异之征，而又深契古义”。在《新方言》中，章太炎认为“古今方音不相远”，“遍访异言，归而次录”。考察方言之中的“难通之语”，“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诸书”，以达“敫然如析符之复合”。章太炎对西学体系中溯源语根的方式颇为认可，“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同为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汉语也理应寻其语根，“推见本始”。可见，章氏认为与其向日本和西方寻求言文合一的语言变革方案，毋宁对中国传统语言体系进行内部探索。方言中有诸多古字，通过“一返方言”，可沟通古今，为语言变革提供可能性。“若综其实，则今之里语，合于《说文》《三仓》《尔雅》《方言》者正多。双声相转而字异其音，邻部相移而字异其韵，审知条贯，则根柢豁然可求。”
章太炎的语言主张并非就语言改进论语言，而是与他对晚清炙手可热的进化论思想的反拨密切相关。晚清之际，如无政府主义论者皆以西方现代科学进化论为公理，认为弱肉强食及科学主义是人类、世界发展之公理。而章太炎在《四惑论》中提出，晚清流行的西方公理相较宋明理学的天理而言，在束缚和禁锢人性方面，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宋之天理规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固然臣子当受君父之抑制，但当“君父以不道遇其臣子者，非独天理家非之，一切社会亦非之。故见屈于一人，而常受怜于万类，是尚有讼冤之地”。但公理者，区别于天理以天抑制个人，而是以社会抑制个人，在规定的社会公理中，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公理，为“以强陵(凌)弱”罗织了严密的合法性。章太炎在否定进化论公理的同时，提出“俱分进化论”。《俱分进化论》开篇便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黑格尔虽未明确提出文明进化论主张，但其进化之说，夹杂于其所谓“世界之发展即理性之发展者”。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为此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及其世界文明等级论的建构，赋予了合法性。《俱分进化论》明确指出，所谓进化，与其说是朝向有目的性的“尽美醇善之区”单向直行，毋宁说伴随着善、乐、智识的进化，恶、苦、不幸也随之扩大，“双方并进”，可谓之“俱分进化论”。在这个层面上，章太炎否定了西方物质科学进化论的普遍有效性，并将之界定为实行社会抑制与压迫的公理主义。“俱分进化论”的提出，同时意味着章太炎对西方现代性体系殖民性的洞见。
既然章太炎明确了进化论不能完全“达于尽美醇善之区”，因为“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那么西方中心的文化进化观随之瓦解，在去中心化之后，章太炎明确了文化层面多中心理论体系的建构。具体表现在《齐物论释》一文中，章太炎就点明其对齐物概念的理解，他认为“齐物”并非“齐其不齐”(即追求毫无差别的平等)，而是“不齐而齐”(即尊重万物的多样性方为“上哲”)。篇题释竟，在对“南郭子綦隐几”的重释中，章太炎重提“地籁”与“天籁”之说，认为“地籁发端，风喻意想分别，万窍怒吗(号)，各不相似”，正如同世界各地的语言各异，他在此强调的是语言多样性的合法性与自然性;如果说章太炎通过重释“吹万不同”的“地籁”概念强调了语言多样性的合自然性，否定了以西方语言形式为中心的文化进化秩序，那么他对“天籁”概念的重释，则明确了多语言区域里本位中心的概念。“南郭子綦隐几”一章中对“天籁”的定义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章太炎阐释“自己”与“怒者”概念为：“见量既不执相在外，故知所感定非外界，即是自心现影。既无外界，则无作者，故曰怒者其谁。怒，即今努力字。郭云‘谁主怒之’，犹言孰主张是尔。”既然强调“天籁”的“既无外界，则无作者”的“自心现影”属性，章太炎就否定了万物(包括语言)的目的导向，唯维持自性而已。由此可明显窥见章太炎一系列理论建构的政治实践意味，既然否定了以西方现代性体系为目的导向的社会进化论与文明进化等级秩序，也进而为章太炎的汉语本位语言立场以及汉族中心民族主义立场奠定了理论基础。
上述晚清语言方案虽然在具体主张层面各有不同，但都是出于对殖民西方的明确认知，通过立足于民族主义的语言主张确立民族国家的语言主体性与同一性。在非正式、碎片化、模糊化的半殖民体验中，晚清文人的文化主张具有了不确定性。以印度为例，在民族解放时期反抗英国殖民势力的过程中，他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明晰的反抗对象。但是对于半殖民体验下的晚清知识分子而言，多国殖民、非正式、碎片化等半殖民特质使得他们的反殖表达成为一件不易明确的事项(不易确定清晰的反殖对象)，同时也能获得提出不同语言变革方案的理论空间。相较于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气质的汉语本位语言变革方案，晚清无政府主义者如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却提出全盘世界语化的语言方案。他们全盘接受了西方的文明等级论，并将之运用在语言等级进化体系中，认为理应废弃汉语，全面西语化。但实际上，这是对于文化西方的想象，同时也是对西方中心的全球殖民秩序的依顺。
三、世界语化与文化西方想象
在半殖民体验下，由于偏离了泾渭分明的二元殖民模式，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列强的殖民现实认知带有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也就是说，即使有部分晚清知识分子更倾向于认同西方语言体系而对中国汉语进行全盘贬斥，也不会招致被认定为卖国贼的风险。在吴稚晖等巴黎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欲求万国弭兵，必先使万国新语通行各国，盖万国新语，实求世界平和之先导也，亦即大同主义实行之张本也”，因而“苟吾辈而欲使中国日进于文明，教育普及全国，则非废弃目下中国之文字，而采用万国新语不可”。建立民族国家已经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提倡世界语的主要诉求，他们希望通过共同语言的交流功能，达成世界和平的理想。实际上，与汉语本位立场的章太炎、王照、劳乃宣等人的出发点类似，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是为解决晚清半殖民处境而提出全面世界语化的主张。那么，为什么双方出发点相同，而主张却完全相悖?这就涉及章太炎等人与吴稚晖等人对现代语言理解的差异性，吴稚晖说：
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既为人与人相互之具，即不当听其刚柔侈敛，随五土之宜，一任天然之吹万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力齐一之改良。
执吹万不同之例以为推，原无可齐一之合点，能为大巧所指定。然惟其如是，故能引而前行，益进而益近于合点，世界遂有进化之一说。
吴稚晖认为语言因交流而存在，语言交流是促成世界和平大同、消除殖民战争、消除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必要工具，章太炎却觉得“历史”和“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国家在世界立足的根本：“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章太炎在反驳《新世纪》同人的文章中提出：“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语言都“各含国性以成名”，舍弃自身民族语言之后也就无法审视及确立自身主体性，因此中国的汉语传承为“旃表国民之性情节族者”，如果废弃汉语，则“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
《新世纪》同人对世界大同理想的规划过于理想化，甚至是出于单方面的文化想象而形成的。在彼时欧洲民族国家建构盛行的时代，殖民侵略行为是将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结构的必要手段，也是确立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的自保手段。吴稚晖虽然也认为晚清中国有反殖的必要性，但他选择了与民族国家建构完全相反的世界大同诉求，而后者以消除人类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为途径，与此同时也取消了民族国家成立的合法性基石(传统历史与民族语言文字)。
文化西方想象的具体内涵是将西方物质科学文明、进化论当作文化及语言变革的绝对依据。李石曾在1907年发表《进化与革命》，沿用西方进化论的思想，认为世界文字可分为象形、表意与合声三个阶段，各个阶段分别以埃及古文字、汉字和西文为代表。衡量“埃及古文字一汉字一西文”进化脉络的标准在于文字的便利与否，即文字在使用中愈加便利，则愈加先进。依照李石曾的文字进化形态来看，以埃及古文字为代表的象形文字与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需要“逐字记之，无纲领可携”，合声字在学习与使用过程中最为便捷，因而最为先进，“由此可断言曰：象形表意之字，必代之以合声之字，此之谓文字革命”。因此，他们觉得坚守汉语本位的语言原则毫无意义，不如“径用万国新语，挟左右世界之力，而并此画一声音之一大烦难，亦包括其中也”。
西方文化脉络中的科学主义特质支撑了《新世纪》同人们的世界语主张。他们认为：“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膨胀)，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自然之公理。盖公理即革命所欲达之目的，而革命为求公理之作用。故舍公理无所谓为革命，舍革命无法以伸公理。”晚近的科学主义与其说是西方文化的特质，毋宁说是世界之公理。科学主义在《新世纪》同人之中取得普遍主义的地位，他们将其设定为人类文化进化脉络中的最高等级。科学公理的进化最优路线决定了吴稚晖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科学世界，实与古来数千年非科学之世界，截然而为两世界。以非科学世界之文字，欲代表科学世界之思与事物，皆牵强附合，凑长截短，甚不敷于应用。·····不能与世界共同进化而已。”从世界主义出发，他认为今日的欧美物质文明“必普及于人类者也”。可见，科学主义对于吴稚晖等《新世纪》同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普遍文明形态，更是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目的形态。将科学公理的逻辑放置在语言变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新世纪》同人提出废弃汉语、全盘世界语化也就不足为奇。《新世纪》同人之所以将世界语当作人类语言进化的最高等级产物，是因为他们“将‘进化论’运用于汉语史分析”。如李石曾所说，语言的发展也同样受到科学主义进化理论的支配。
之所以称《新世纪》同人的语言方案带有文化西方的想象，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基于西方文明等级论建构的社会进化路线的无条件接受，还在于世界语本身并不完全是世界主义的。或者说，所谓的西方世界主义理想，其实质是西方列强借以将世界纳入自身文化体系的主要方式，世界主义依旧不能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藩篱中逃脱。
即使是世界语的创始者柴门霍夫，也在创制世界语之初就已经设立了民族主义的前提：
犹太人身份的脆弱性主要在于犹太人缺乏自己的语言。他指出他曾经支持过希伯来语的复兴;他还花了三年时间开发了一种使用拉丁字符的现代、合理化的意第绪语。但到了1901年，他在这两方面都改变了主意。他觉得希伯来语是“死气沉沉的”，意第绪语是“行话”。只有使用一种中立的、人为的语言-一种希勒尔派犹太人最终会按照自己的形象重新制作的世界语---犹太人才能为他们自己和现代世界证明他们的民族性。
柴门霍夫初创的世界语方案包含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语言民族主义质素。19世纪末，柴门霍夫曾参加并创立了一些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但与传统的沙文主义不同，他此时已经萌生了通过创建语言来联结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行动方案：“将建立中立的民族和国家，拥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哲学”。
对于柴门霍夫坚守的希勒尔主义(Hillelism)而言，世界语方案仅仅是“希勒尔主义的普遍观念的一部分”。希勒尔主义的前提并不是各个民族毫无差别地融合在一起，恰恰相反，“希勒尔主义的前提是不使人们脱离自然的家园、语言或宗教······它在人类世界中立的基础上，与所有语言和所有宗教的人进行亲切和有意识的交流，并且受到博爱、平等和正义等互惠原则的约束”。可见，柴门霍夫的世界语方案以及希勒尔主义的基础并不是简单的、同一性的世界主义(以文化西方的文明等级论为主导)，而是民族主义。质言之，希勒尔主义能得以实行的基础是尊重各个民族之间自身的语言、宗教等差异化的文化特质，并且将他们在平等互惠的地位上观视，最终达成的是一个多元、差异化的民族主义世界。从这个角度看，贯彻柴门霍夫思想的主要线索是犹太复国主义，通过希勒尔主义对犹太复国主义中的沙文主义倾向加以净化，最终指向犹太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世界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
与世界语创制之初的隐含目的相悖，吴稚晖、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全盘世界语化的目的，却在于消除各个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主要是以西方物质科学文化为标准，磨灭中国传统语言与文化)，最终达成消弭殖民侵略战争、成就世界大同理想的愿景。在半殖民体验中，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一主张并不会被冠上卖国贼、汉奸等名目，半殖民体验的非正式性、碎片化等特征给予了晚清语言运动足够的想象与提倡空间。虽同出于反殖初衷，但晚清国内的语言运动发起者与巴黎的《新世纪》同人却选择了完全相悖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中国的中原中心天下观在晚清破产之后，部分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双面性与残酷性(对内文明，对外殖民)，文化西方与殖民西方本身就是一体两面。但吴稚晖等人低估并回避了西方的殖民残暴性，并将西方物质科学文化当作实现世界大同理想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倡导的全盘世界语主张，仅仅是单方面而得不到确切回应的文化西方想象。
四、半殖民体验下的语言现代化批判
以韦伯学派的观点来看，现代化就是“合理化”，是一种全面的理性主义的发展过程。所谓的“合理化”，具体来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衍化的概念，如“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合理的常设企业、合理的会计、合理的工艺和合理的法律，但也并非仅此而已。合理的精神，一般生活的合理化以及合理的经济道德都是必要的辅助因素”。帕森斯简要总结现代化的观点，即“关于理性不断增加的规律的构想”，是关于“行动体系的基本概括”。理性主义的现代化特征对于非西方的后发性国家来说，实质上是对于西方国家“先进”成果的学习、借用和移植的过程。质言之，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话语体系中先在地被设定为非现代的落后位置，如果非西方国家试图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在个体的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学习、模仿西方现代国家、国民的现代人格与现代品质。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现代”也意指“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16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来，西方“现代”的生产方式将孤立的单个国家社会历史活动纳入到“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要言之，所谓的现代化即是在社会进程中，“经济的强度分殊化、权力的理性化、政治民主的制度化、社会的世俗化”，即全面西方化(westernization)的过程。
在黑格尔的线性历史目的论中，东方作为历史起点带有原始与野蛮的特征，世界精神从东方延伸至西方的过程，就是从蒙昧野蛮的状态发展进化到自觉意识并实现自身的过程，黑格尔将中国定位在“历史开始”之地，在从东方到西方“自由”意识展开的坐标轴上，东方的中国由此被界定为专制政治的原始地带。类此的线性历史目的论叙事不仅仅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有所体现，从孟德斯鸠开始，到黑格尔，延至亚当·斯密、马克思乃至马克斯·韦伯，这种叙事一脉相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空间维度上的生产形态差异转换为时间维度上的发展阶段论，从狩猎到游牧再到农耕，最为先进的阶段是商业，中国因其农耕属性就在世界文明等级中被定位为半蒙昧状态。与之类似，马克思认为东方，包括“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英国在印度要完成的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斯·韦伯提及东西方的种族天性本就处在等级梯队中，中国人“异常缺乏‘神经’(Nerven)······(拥有)无限的耐心与自制的礼貌;墨守成规;对于单调无聊根本没有感觉;完全不受干扰的工作能力与对不寻常刺激的迟钝反应，尤其是在知性的领域里。”反之，欧洲则更适合现代“理性”的发展，“其中的决定性关键是在遗传的素质”。
在一系列极其相似的西方论述中，中国与东方被固化在野蛮或半蒙昧状态中，“那些尚未形成民族的部落组织和帝国之类，既不能要求也没有权利。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她们送来启蒙之光”。黑格尔等人的理论体系将西方民族国家设定为现代化的最终方向与目的，线性历史目的论构成了近代世界文明等级论的基本依据，在堂而皇之的“启蒙之光”论述中，“为帝国主义掠夺提供名正言顺的理由”。如白芝皓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对“野蛮人”的杀戮是文明的动力，也是“文明对野蛮”的一种“恩赐”与正当军事行为。
但是，西方殖民国家在实行殖民掠夺的同时也拒绝殖民地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因为一旦殖民地实现如欧洲国家在内部倡导的现代化，那么西方对外的殖民活动将遭遇巨大的阻碍与抵抗。欧洲自18世纪以降，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思潮，对于欧洲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现代化的语言也就是以民族国家建设为中心的语言。但是欧洲国家针对西方世界内部的现代化方案与针对非西方世界(即被殖民世界)的语言现代化方案却有明显的割裂迹象。质言之，西方列强内部的语言现代化与在殖民地实行的语言现代化方案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策略。对其内部而言，废除宗教拉丁语、普及民族语言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现代化的方向。对于殖民地而言，所谓的语言现代化却是对殖民地的民族语言进行磨灭，以利于普及宗主国的语言。因此殖民地在模仿、跟随西方殖民宗主国语言的同时，也就断绝了自身实现真正现代化的前路。所谓的西方现代化具有两副面孔，如杨度所说：“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自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
可见，现代化话语对于被殖民国家而言，是一个谎言。以现代化与启蒙之名，西方殖民宗主国在殖民地实行的语言殖民策略并非真正的语言现代化，当殖民地的本土语言为殖民宗主国的语言所覆盖，殖民地将在很长的时间段内沦为西方殖民国家的附庸：因无法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只能沦为被圈养的现代殖民地。对于近代中国，西方帝国主义自然也试图在语言维度以现代化之名，实现语言殖民策略。但因晚清中国的半殖民属性，西方列强无法通过明确且正式的殖民法案实现对中国语言的绝对掌控，只能通过传教士的文化传播进行隐形的渗透式语言同化。
如果说在19世纪以前，传教士在中国宣讲基督教教义的方法是尽量适应汉语的表达，乃至学习汉语，那么在19世纪中期之后，汉语被视为一种孤立的“原始语言”，仅具有原始的词序和单音节结构。传教士们对汉语的态度发生了逆转，不再是以教义适应汉语，而是试图将汉字罗马字母化，并让中国人学习这种“先进”语言，以便接受西方的宗教教义与文化观。如有传教士出版的《华英会话指南》中提出：“为了让中国人能够学习阅读英语，这本书尝试通过汉语来熟悉我们的英语。”在1864年出版的《英话文法小引》中也提及：“这本教程……可教授中国人使用语音系统。……作者完全相信，随着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传播，罗马拼音文字等语音系统将取代汉字。中国女性将要而且必须接受语言教育。这一教育过程不能用汉字汉语完成，必须使用罗马拼音文字。”不难发现，这套论述与晚清的切音字运动主张有极大的相似性，在本书的译者序言部分，译者甚至提出：“不能阅读汉字的中国人，可以在两周内学会阅读罗马拼音文字。”
面对半殖民地的中国，殖民国家无法通过正式法律法案推行西方帝国主义语言，以实现语言所谓的现代化(被殖民化)目标，西方传教士通过在通商口岸的文化宣传与出版工作，渗透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语言观，进而影响往来于通商口岸的晚清知识分子，诱导他们将这种语言现代观当作晚清语言变革运动的支点。可以想象，如果晚清中国没有语言民族主义或者汉语本位作为最后的拦截点，汉语极大可能已被废除，转而全面西语化，直至沦为西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地。但晚清文人的半殖民体验促使他们对殖民西方/日本产生了警惕，在从传统的中原中心天下观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汉语无论是作为天朝上国的千年文化承载体，还是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必要条件，都不是可以被废弃的对象。因此，西方帝国主义针对殖民地所描绘的语言现代化陷阱，在汉语本位的制约下，始终无法在晚清中国实现。尽管如吴稚晖等提出废弃汉语、全盘世界语化的主张，认为全盘皈依西方物质科学文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乃至世界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抛开他们富有文化西方想象的语言现代化主张不谈，晚清民初之际的语言变革实绩足以证明半殖民体验如何促进了中国特色的语言现代化。无论是王照、劳乃宣等人的切音字方案，抑或是章太炎的语言民族主义方案，还是吴稚晖的世界语方案，最终在晚清民初之际合流为汉字注音方案。
实则，在1911年8月，清政府覆灭前夕，学部中央教育会议已然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但未及实施，便为辛亥革命冲荡。民国元年(1912)，南京临时政府北迁，8月7日教育部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实为晚清《统一国语办法案》之延续。12月教育部筹备“读音统一会”，任命吴稚晖为主任，草定《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聘请各省代表计80人，意在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民国二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正式召开，会议所争论的关键之一在于以何种符号为注音字母。彼时约有三种方案：其一如以王照等人为代表的“偏旁派”，即“仿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任取其偏旁笔画以为字母”;其二如以吴稚晖的“豆芽字母”、卢戆章的“切音字母”为代表的“符号派”，即“自定符号以为字母”;其三为罗马字母派。当然，据黎锦熙回忆与归纳的三派方案仅是大致划分，会议的复杂程度尚不能完全厘清。但可发现“读音统一会”的基本共识是保留汉字，虽然对注音字母的构想花样频出，“个个想做仓颉，人人自算怯卢”，论争的关键点却已然不是如晚清之际的废除汉字抑或采用世界语。
王照、劳乃宣、卢戆章等人的简字方案与切音字方案本就意图在汉字体系之外另设普及之用的语言方案，并将简字方案与切音字方案作为进阶汉字正统教育的途径。吴稚晖则将“世界大同之共通语”方案寄托于未来，“异日全世界皆当牺牲其国语，共操世界公共之语，汉语将无须取必于久传”，他将汉字统一注音视为“用于一时”的方案，即“学校读音之统一，通俗传声字之需要，已迫不可待”。在此前提下，吴稚晖暂缓了其全盘世界语化的语言推行方案，为达成“读音统一会”的基本共识奠定基础。在达成保留汉字的会议基本共识之后，采取何种注音字母方案，上述三派争论不休。章太炎在清末《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创制出的“纽文”(声母)与“韵文”(韵母)方案本在三派之外，却最终成为汉字注音方案的标准。
民初之际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并非单纯的学术研讨会议，其中更是夹杂着南北音之争、地域派系之争、师门传承之争等文化场域的势力消长。在几派方案争执不下之际，浙江会员朱希祖与马裕藻、许寿裳、周树人、钱稻孙等同乡、章门弟子联名提议，借用章太炎方案，以定注音字母。此方案肇出，赞成者颇多，表决到场会员45人，赞成者29人。
究其原因，其一，江浙会员本占多数，如副议长王照就对会员中苏浙人士占25人的“籍贯多寡不匀”现象多有诟病，但仍不能抹却地缘派系所占优势;其二，章门弟子在苏浙会员中所占比例颇高，为推行太炎汉字注音方案助力颇大;其三，“读音统一会”召开初始，就为众多派系之争、立场之争、地域之争所纷扰，太炎弟子虽提出“纽韵”方案，却并未明示派系势力，而是以纯学术探讨语调发声，如朱希祖日记所载理由陈述里，中立客观地思考多方位读音协调问题，颇具说服力。第一点理由便明确了不用新造简字与切音字的原则，代之使用“简单之汉字”，即采用汉字中古来相传的独体汉字以行“反切之用”，做到了注音字母有理可据，有源可寻。第二点理由即明确了注音字母读音的审定当以“最近韵书之有反切者”为标准，进而消弭了地域与派系之争。第三点理由则考虑到读音在全国范围内的适用性，如若适用于全国，则定为“正音”，如若各省有所出入，则定为“闰音”，由各省专家分别参考之。在形势不容乐观、意见无法达成统一的纷乱会场中，章门弟子具有学理性的注音字母主张起到了一定的凝聚效用，也强调了汉语本位原则，即“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并因其既有典则，“异于乡(向)壁虚造所为，庶几足以行远”。“读音统一会”最终的“注音字母”方案凸显出“一国不许有二种文字”的民族主义政治原则。
从这个角度看，晚清的语言现代化理路具有独特性与自主性特征，既不等同于西方话语中的殖民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构成了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消解与质疑。或许外部的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压力给予了晚清语言现代化一定程度上的危机感，但大体而言，半殖民体验中的语言现代化动力依然源自中国内部。用柯文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的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
结语
半殖民体验如何能与近代中国的语言现代化产生关联?两个命题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若将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体系的发生，归置于半殖民的历史发生语境中考察，就可以发现半殖民是影响中国语言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半殖民之于中国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如毛泽东指出，缘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属性，局部红色政权才能“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长期存在，这一独特现象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然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
这启示我们，“半殖民”可被理解成“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如果以更加深潜的文化感知去体察，“半殖民”也能被视为切入语言现代化权力场域研究的重要视角。这涉及如何看待“半殖民”中“半”的问题，其固然可被理解为一半与非完全的殖民境况，也可被解释成多层次与复杂的殖民局势，但同时亦可将其视为中西之间间性的文化关系特征。即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特性，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同时影响着社会历史思潮中现代文人对语言现代化蓝图的不同构想。一方面，半殖民地的非完全性与多层次性在文学文化认知领域生成了如毛泽东所言的“白色政权”，其所分裂的不仅是疆域，更是半殖民语境中现代文人对语言的现代想象。如果说政治层面的分裂政权可清晰辨认，那么语言文化层面的分裂敌对则不易确证，导致现代文人极易将西方/日本的语言现代化方案视为“先进”样本加以仿效，而忽视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现代化方案之于殖民合法性的重要关联，以及汉语本位立场之于中国语言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半殖民地的非完全性与多层次性，如同“白色政权”相互间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以至于无法对近代中国实行完全的殖民统治，中国的红色政权才得以长期存在，这反而给予了以汉语为本位的语言现代化图景得以发生与坚持的文化空间，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半殖民体验使得近代中国的语言文化现代化方案跳脱出单一西方现代化霸权方案的框架，强有力地构想出世界多元现代化图景生成的可能性。
